30 每一天都是独自一人（第4/10页）

结果就是，普利布拉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激怒实验室里的秘书或饲养动物的小伙子或其他什么人。富尔顿写了这封信几个月之后，普利布拉姆搬到了哈特福德，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成为生活研究所的研究主任。他在哈特福德认识的这些人都是神经外科医生同行，这些人和他不一样，他们都是些受人喜欢的人。

1972年6月，外祖父邀请《哈特福德新闻报》（Hartford Cou-rant）的记者来他的办公室，进行深入的采访，这段采访成了三个系列的头版新闻的基础。瓦尔特·弗里曼在当时的一个月之前去世了，随着弗里曼的去世，全国最有激情的额叶切除术倡导者，也是最多产的额叶切除手术医生就成了我外祖父。采访的目的是宣扬额叶切除术的声誉，洗刷其污名。在大多数神经外科医生不再进行额叶切除术之后很久一段时间，我的外祖父还在继续给病人做这样的手术，这些病人从精神病到神经症都有，来自的地方从疯人院到他的私人诊所也都有。甚至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再到70年代，他都一直继续，尽管手术的数量在显著地减少。

1970年，外祖父建立了精神医学手术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sychiatric Surgery）。学会由十几位志趣相同的额叶切除术医生组成，这个组织尝试着给这个广受污蔑的领域带来尊严。在一封名为《主席的信》（Letter from the President）的写给全体会员信中，谈到了将在伦敦举办学术会议，外祖父在信中强调了，重要的是寻找一些“科学家，而非手术医生来为我们发声，以便让全世界和我们自己相信，我们确实是一个专门由科学家组成的学会，而不是一帮只关注技术的手术医生”。外祖父一直为精神外科手术宣传，并没有什么经济动机，额叶切除术当时只是他所有手术工作中的一小部分，他的主要谋生工作和很多神经外科医生一样，都是对椎间盘的脊柱手术。而他的声誉也远不只来自于作为一名额叶切除术医生。他一直都是美国神经外科手术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ical Surgery）的主席，也是世界神经学会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Neurological Societies）的名誉主席。他是耶鲁大学的神经外科学教授，也是哈特福德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并且还有着其他的荣誉，包括在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也有着教职。在神经外科医生同行中，他的声誉无与伦比，而且也因他持续不断的对外交流而加强。我曾经聊过的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回忆起，在冷战的高峰期拜访一位苏联的杰出神经外科医生时，那位医生的书桌后面挂了三幅肖像：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威廉·比彻·斯科维尔。

因此，他并不需要邀请记者去他的办公室。但是他想这么做。他有些东西想说出来。他知道，精神外科手术在媒体上一直在遭受批判。

现在，外祖父告诉了《哈特福德新闻报》的记者，他想“展示出另一面”。

他一开始就揭露出氯丙嗪（Thorazine）和其他抗精神病药物在某些案例上可以取代额叶切除术，他也认识到，有很多心理问题超出了精神外科手术的处理范围。比如说，他认为，对于那些“基因性的精神病或是天生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个案，以及对同类完全缺乏罪恶感或同情心的个案”，精神外科手术是无用的。他也怀疑对那些“被宠坏的孩子”以及“社会叛逆者”做手术是否有用。对于这些类型的人而言，他说，“他们绝不能做精神外科手术，因为他们并没有心理疾病，他们是在对糟糕的环境做出反应。”

然而，他也相信，精神外科手术在医疗技术的进步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我越来越觉得精神外科手术很重要，”他说，“我想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做这种手术。”他告诉记者，他每年都要做大约80例额叶切除术，而他最喜欢的方法仍旧是他十几年前发明的眼眶环切术。这次采访的三个月之前，一个女人在外祖父执行手术期间，因为脑溢血而去世了，但他仍然夸耀道，这是他导致的唯一一起与额叶切除术相关的事故。总的来说，他想象这种手术很安全且无害，尽管他也坦白，手术对个人的能力和欲望会有所损害。他的病人可以成为任何他们所希望成为的人，“甚至是一名脑外科医生。”尽管外祖父并不认为这种假设的额叶切除术神经外科医生会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