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2015年（第4/9页）

他说，我公开质疑该组织和其他类似组织后，他才终于放下心来。但我觉得，尽管如此，他依旧忧心忡忡。他虽然不担心我被卷入什么极具破坏性或不理性的活动，却担心我的文章煽动性太强。他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会导致我被边缘化，结果不仅有损我潜在的影响力，还可能危及我靠作家这一职业谋生的能力。

我想，父亲要是没那么了解身处动荡中的人通常都会有何种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将如何加剧其生活的不稳定性，我或许还能像以前一样，更容易抚平他的焦虑。然而，这一次，我知道父亲是对的。在随后的几年中，我发现自己真的很感谢他那条醍醐灌顶的好建议。我想，那条建议让我更真实地理解了自己的处境。

20世纪80年代早期，先是罗纳德·里根当选了总统；接着，尼克松当政时期，政治格局又在复仇派（该派不仅包括极端保守主义者，也有部分极其聪明又无比刻薄的前激进分子和自由主义者。后两种人似乎已对自己之前的理念心存恐惧，并十分蔑视那些依然坚持这些理念的人）。政策中发生了改变。也就是在这时，我经历了第二次自省危机，并再次跟父亲谈起此事。不过，这次主动挑起话题的人换成了我。

1983年的某天，我跟我的文稿经纪人提起一个写作方案，并向其描述了我开始写作的这本书。该书围绕我在贫困社区见过的那些成年人展开。他们大多是文盲，无法在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或进入公立学校前为他们提供学前教育。于是，我开始跟某些文化团体合作，并撰写了一份类似作战计划的预备文案，打算在此基础上开创一系列能同时教育这些家长及其子女的项目。后来，该计划被加利福尼亚州图书馆系统吸纳。因此，我计划写作的这本书将以这项事业为基础，但其间的阐述会深入很多。[4]

然而，他发现该计划主要是在内城贫民区展开，所以认为我的写作也将继续探讨种族，以及社会体系不公平性带来的影响。因此，他认为出版商对此不会有太大兴趣。

“时代已经变了。对这类书感兴趣的读者正在迅速消失。我要是你，就往前看，努力想点儿新东西出来。”

他的意见让我无比震惊。但他那句“时代已经变了”却让我心存恐惧，担心他或许比我更了解市场前景。这大大动摇了我的信心，让我不由得开始担心，自己已经出版的那些书会不会就此退出市场，沦为仓库里的滞销品。

此时此刻，我很多看透了政治动向的左派朋友都开始想方设法保住自己在学术圈，尤其是大学里的进步地位。我跟父亲谈起此事时，他的第一反应竟是：我要是也能这么想，“或许并非坏事”。

我想，他知道我过去收到过学术圈的邀请，却随随便便就将其回绝了。不过，我们那次谈话后不久，我又收到一份真有几分吸引我的邀请。那是新英格兰某个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发来的，该职位涉及的学科领域跨越了单一部门的界限，介于“社会伦理学”和“社会公正”之间。收到邀请后不久，我去那儿做了一次讲座。突如其来的轻松感让我觉得，要是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他说不定会很高兴。于是，我径直驱车去了波士顿，与他分享这个好消息。

然而，抵达公寓开始向父亲讲述此事时，我却矛盾起来。一方面，这个邀请是个很擅长社交的男人发出的。我知道，他并不期待，也不想让我放弃自己的信念。因此，乍看之下，那样的社会氛围或许正是我需要的工作环境。

“这个老机构需要一些变革，”他说，“老实说，我觉得您或许可以帮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