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2015年（第6/9页）

他站在一扇窗前，边深深地抽着烟斗，边凝望着河对岸剑桥这边大学城的天际线。他喜欢那些昂贵的混合烟丝腾起的袅袅烟雾。此刻，这些烟雾不断升腾，已经将他笼罩了起来。他停顿了片刻，才又开口道：“我想，我从没有就这件事跟你说这么多话。但我非常高兴，你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如今，冒了这么多险之后，我不想看到你踏上回头路。我希望，你能继续前行。”

我站在门边穿外套时，他又用往日那种威严十足的声音对我说了句：“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接着，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顺便说一句，如果可以的话，换掉那名助手吧。听起来，他并不像你的朋友。”

我遵循了他的建议。几周后，我给一位更优秀，也更值得尊敬的出版经纪人打去电话。从那以后，这个名叫林恩·内斯比特的人便一直都是我的经纪人。一个月后，她为我正在构思的那本书寄来一份合同。该书于1985年正式出版后，吸引了一大批读者。我想，这本书应该有助于提高人们对那些只受过低等教育，或因没受过教育，所以不具备阅读能力的人的关注。此外，该书也给我带来了足以维持两年生活的收益。之后，我再次安下心来，继续写作更多的书。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素材当然是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学校生活。

父亲给我那条建议后不到7年的时间，他便开始在谈话中忘事、记不起他试图描述的人或地点的名字。不久之后，他替我母亲和他自己做决定时的那种自信感也明显开始减弱。

从那时候起，我们之前的权势平衡开始出现变化。他开始偶尔询问我的意见；写文章时，即便他拿给我看的东西依然十分老练（我觉得，其中某些甚至还极具原创性），但他若觉得某处拿不定主意，还是会望向我，寻求保证。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和一名知识分子，他也像其他那些进入晚年后的人一样，往往并不想简单地重构已经写过的论点或过去已经得出的结论。事实上，他写的某些文章中，不仅毋庸置疑地体现出了他思想方面的进步，也体现出他有足够的胆量，说出某个自他写作以来最具煽动性的新观点。

这些文章最引人瞩目的观点之一是：努力完善他早年曾从伦理角度接受的那些角色，并从一名精神病学家的角度出发，评价某种或许会被传统观念视为有悖于公民秩序的不同意见。文章一开篇，他便明确区分了病态行为（或称“非理性破坏性行为”）和他称之为会导致社会不公的“有原则抵抗性行为”。他注意到：“自古以来，压抑引起的愤怒都被视为一种正当的行为。”“因别无选择而陷入绝境时”，即便由此爆发明显的暴力行为，也是“可以容忍，甚至受欢迎的”。

文章继续写道：无论在美国，还是别的地方，“尽管抗议者们或许会被某些机构视为危险分子”，他仍不会将危险犯罪行为等同于“当代社会的规劝模式”。提到那些“对彼此充满同情和怜悯之心，其行为动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无私的人”，父亲总是满怀敬意；与此相反的动机，则是一种“自私自利”、源自人格失常下病态怒气的行事动机。阅读这篇文章，看到他如此动情地说起“有原则的抵抗”，真是令我感触颇深。对我来说，这篇文章并非对其早年信念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大胆修正。

给我看过那篇文章约一星期后，父亲又给我寄来一份影印文件。那是18世纪某位意大利哲学家写的一篇文章，上面还有一则伏尔泰写的名为《犯罪与刑罚》的评论。这是他在医学院著名的康特威图书馆里找到的文章。他努力构思自己的写作时，经常在里面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他说，这篇文章虽然跟他正在构思的东西无关，他却觉得，我或许会对其中的某段话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