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2015年（第3/9页）

当他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这个被他视为一时冲动的临时决定，竟成为我最终选定的事业时，他才开始重新考虑是否还要继续反对我。又过了几年后，当他发现对我来说，这个选择不仅并非临时性的，还将我引回写作之路，并最终出版了一本书时（书中写的是我正在教的那些孩子们；他非常喜欢那本书），他似乎才终于不那么担心我了。

幸运的是，父亲十分推崇的一位社会评论家兼心理医生——罗伯特·科尔斯——在纽约《时代周刊》上替这本书写了篇非常棒的评论。父亲告诉我，这让他“备感欣慰”。第二年春天，我荣获国家图书奖后，他带我去哈佛俱乐部共进晚餐。在那场只有我们父子的晚餐上，他不仅说“总而言之”，他“非常高兴”，甚至还做出让步，说：如今他终于相信，对我当初想当老师的做法持保留意见，是个错误的决定。

然而，我还是忘不了我第一次冒险进入罗克斯伯里时，他那抹冷酷又不祥的眼神。尽管他忍着没对我说，只是告诉我母亲，他担心我会“忍受不了”，后悔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一年，几乎每次谈话，我都能从他声音里听出那种警告之意，并让我挥之不去。

直到5年后，即20世纪70年代，我发现自己依然没有完全摆脱父亲的掌控。此时，我投身其中的民权运动开始瓦解。因为该运动里那些最活跃的领导人要么死于暗杀，要么因年迈而精力大减，而剩下的人则成了自我毁灭的个人行为的受害者。当我看到越来越多熟识的活动家和较年轻的领袖们，尤其是那些动机早已深植于其意识形态的人，竟然放弃从大学时代就选定的理念，让我表现出些许不安。父亲不仅用身为临床医生的敏锐读懂了我的心思，还察觉到了我的这种不安。

我自己的信念依然未变。我投身民权运动，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觉得要是退出竞争行列，我或许就逃避掉了当时我们那辈人应该承担的某种义务。从教育孩子中得到的直观体验，以及眼看着他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贫困，都加深了我这种感觉。因此，迅速变化的思想环境和左翼团体的分裂，几乎没对我正在从事的工作或写作的书产生任何影响。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我在大学遇到的很多学生，都在迅速失去积极的心态，而部分原因是没有更多能继续维持和调动其理想主义精神的运动。他们似乎找不到能对其信念有用的具体措施。紧迫感和热情的丧失，势必会让他们勇于拼搏的劲头大减。

接下来的一两年里，父亲发现，周遭环境的变化不仅让我产生了“些许不安”，还令我无法，或不愿再适应这些政治现实。我想，他终于决定是时候点醒我了。于是，一天晚上，我俩坐下后，他立刻直奔主题。

“过去这几年里，我一直都在观察你，”他说，“你要是想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一定全都告诉你。我是这么想的：你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受过哈佛教育、随和版的切·格瓦拉[3]。但你那些穿蓝色牛仔裤的士兵却已经返回商学院。他们早已满脑子的工资和抵押贷款，哪儿还有革命的影子……我想，我是你父亲，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刚刚对你说的这番话，希望你能好好想一想。”

至少，他的用词——穿蓝色牛仔裤的士兵——吓了我一大跳。用当时的标准来看，我绝对算不上什么革命者。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我认识的几位活动家对一些极其不理性的暴力活动产生了兴趣，这多半让父亲更加忧心忡忡。一个名叫“地下气象站”的恐怖组织开始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身为一名精神病学家，父亲相信，他们是群完全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能为了自己笃信的目标，完全漠视他们造成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