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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战争后，《纽约时报》的繁荣程度出现了暂时的衰退，因为雷蒙德在政治上投入的时间太多——他已经成了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而且还因为他反对报复性地惩罚南方的态度，冒犯了已经控制该党的激进共和党人。尽管有时广告减少了，发行量一时下降了，但雷蒙德的《纽约时报》仍像以前一样是冷静的、不爱争论的、不剧烈的。它只用一个栏目的标题公布了李将军的投降，对林肯的遇刺事件也是这样。例外的是它对特威德（“老板”）和坦慕尼协会[注：威廉·马西·特威德（William Marcy Tweed，特威德“老板”，1823—1878），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最出名的老板。坦慕尼协会成立于1789年，最初是美国一个全国性的爱国慈善团体，后来则成为纽约一地的政治机构，主要为民主党服务。特威德结党营私，侵吞巨额公款，以伪造和侵吞公产罪被捕判刑，后死于狱中。]的反对运动的报道，这是在雷蒙德去世后和奥克斯接管前发生的事情。《纽约时报》没有使自己背负上沉重的十字架。

特纳·卡特利奇的外祖父詹姆斯·特纳，在战后回到了农场。这是一个仅能维持生活的农场，它的主要目的是提供足够的食物来养活特纳一家。自特纳和他的妻子有了14个孩子后，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第一个出生的是女儿，叫威利·安娜·特纳，也就是卡特利奇的母亲。在卡特利奇一生所见过的所有女人中，没有一个能像他母亲那样有效率——她精确地做每一件事情，记得每一件事情，培养她的弟弟和妹妹，管理家庭，因为她的母亲干不动了。母亲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怀孕，或者处在分娩后的恢复期，或者受已成为废墟的南方生活的粗陋现实所限制，而不能指望在她的屋顶下有任何舒适或秩序的奇迹。所以，这个女儿——威利·安娜是一个能通畅地阅读《圣经》的年轻女人，慈善但严厉，掌控了家庭和孩子们。她似乎并不讨厌这种任务，认为这是必要的，但随着她年龄的增长，她学会了越来越多地管理其他人的事务，她发现他们已经完全依赖她了。她经常感觉到这个担子是沉重的和令人讨厌的，但基本上她是热爱它并且需要它的。

当她的弟弟和妹妹长大结婚并且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威利·安娜开始帮忙抚养他们的孩子，他们很乐意。威利·安娜也乐意，甚至在她遇到李·卡特利奇并和他结婚后，她也没有多大改变。李·卡特利奇瘦高个子，长脸，黑眼睛，留着下垂的黑八字胡，是一个虚弱的人，比她小四岁。安娜自己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大女儿。她安排着时间，消耗着精力，而且似乎很享受在她父亲大农宅里面的那些大型家庭聚会，操持晚餐，而这位老人却心安理得地坐在他的40个孙子孙女中间。他是一个指挥官似的人物，自豪而且自负。外祖父给年轻的特纳·卡特利奇印象最深的是，他如何以最小的努力得到最大的结果，稍微打个手势，轻轻地说上一句话，他就能让其他人去满足他的需要。他是位大爷、老祖宗、老板。特纳·卡特利奇后来作为一个政治记者和编辑碰到过许多老板，但他的外祖父是第一个给他留下持久印象的老板。

詹姆斯·卡特利奇在战后为自己和家庭做得很好。战后最初的几年是很糟糕的，实际上根本没有钱，实行的是一种易货贸易制度，但随着南方经济在世纪之交得以恢复后，在他的孩子们的帮助下，特纳的利益开始扩大到农场之外，在奈索巴县到处开小商店。他在那里的第一个商店是一个小五金店，然后是一个食品杂货店，作为农场的延伸，后来是一个药品杂货店，最后是一个福特汽车分店。在詹姆斯·特纳身上有不择手段的商人的习气，这种习气在他的后代身上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但在他的刺激下他们大多数都努力冲向前去。正如他曾推测的，如果他了不起的女儿威利·安娜能以她自己的方式行事的话，那么特纳家族的下一代甚至会做得更好。当然，威利·安娜最大的希望是和她的儿子特纳·卡特利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