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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在密西西比州的图尼卡，卡特利奇和人们和睦相处，喜欢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喜欢碰到的和所写的人物。在《图尼卡时报》（Tunica Times）上，他做了一年前在《奈索巴民主》上已经做的而且一年后在《图佩洛杂志》（Tupelo Journal）上还会做的事情——做各种事情，包括写消息，办差使，招揽广告，排字，犯错误，长学问，结交朋友。对该城的乡民来说，卡特利奇是一个专注的年轻人，真诚而且谦虚。他给人非常能干的印象，却没有表现出多么大的野心。野心，加上附着于野心之上的驱动力、冷酷的决心、出格的行为、超过老人越上顶峰——他母亲培养起来的而他父亲缺少的野心，对卡特利奇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障碍，而不是一种优点，特别是在南方农村。这里是遵守秩序的；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敬重长者，维护过去。一个像卡特利奇这样向上爬的人，要想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南方迅速取得成功，却表现出更优越、受过大学教育或者与大多数普通的一模一样的受教育不多的乡民不一样，是不明智的。在北方，卡特利奇同时代的对立面，出自出租公寓的未来巨头，并不需要这样谨慎。在北方，规则是不同的，直率是受到鼓励的，活跃是被允许的，如果一个人要在过分拥挤的城市里克服重大障碍和紧张心理的话，活跃经常是根本性的。因此，可以假定，懂得在城市丛林中生活和生存的年轻人，比起那些像卡特利奇一样暗中有野心的南方人来，更有可能在纽约获得大权，因为这些南方人是通过南方腹地平缓的路慢慢地向上爬的。但这个假定不一定是正确的。对于那些开始于南方并且和乡村人民和睦相处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学会了奉承、哄骗、平易近人和伪装天真——这在南方是普通的，在北方被看作是“魅力”——的人来说，对于那些理解小城镇南方人天生的自卑、多刺的自傲、对陌生人的疑心、对忠诚度的要求和由贫穷导致的西西里式的暴力的人来说，对于在20和30年代沿着这种乡村道路向北走的年轻攀登者来说，为了要在纽约成功，比起他的大城市对手来，或许要走一段更崎岖的路程，面对更微妙的挑战，做出更多个人的调整，运用更多非武力的计谋和武器。如果一个人能和南方的乡民和睦相处，他就能和几乎任何人和睦相处。而且由于掌握了这种看起来天真的艺术，这种南方人就能很容易地而且不引起别人太大妒忌地爬上纽约的管理阶梯。相反，他的同事却被他解除了武装，为他的胜利而高兴，惊奇有这种“魅力”的不起眼的人竟能走得如此之远。

所以，在密西西比起作用的东西也在曼哈顿起作用，但反之却不尽然。北方人的个人冲动是和南方不合拍的，南方人不容易接受它；南方人有自己根深蒂固的做法，联邦立法者后来才知道这一点。南方有自己的速度和风格，并且给南方人打上终生的印记。当北方人到南方生活时，他们也会被打上这种印记。定居于南方的北方人学会了当地的口音，而定居于北方的南方人却学不会。

所以，在图尼卡，卡特利奇过得不错。他结识的乡民，他在密西西比为之工作的小报，以及他后来在孟菲斯加入的大报，为他提供了一系列地方故事和奇人怪事，使他后来几十年能在萨迪餐厅或21俱乐部周围或华盛顿某个南方参议员的后室里取悦他的同事和客人。卡特利奇在华盛顿最自然地去接近的政治家，是那些和他同样熟悉南方乡村的人，是那些体现南方的风格并且像他一样知道如何远离家乡制造奇迹的人。在华盛顿，卡特利奇同密西西比的参议员帕特·哈里森、弗吉尼亚的卡特·格拉斯、阿拉巴马的托马斯·赫夫林、得克萨斯的约翰·南斯·加纳、南卡罗来纳的詹姆斯·F.伯恩斯最友好。他们信任他，向他透露消息，和他一起喝酒——特别是加纳，他后来成了副总统。伯恩斯成为国务卿后，他为卡特利奇提供了助理国务卿的职务，卡特利奇谢绝了。比起政治生活来，卡特利奇更喜欢报人生活，尽管在他那里这两个世界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卡特利奇的举止像是一个政治家，言谈像政治家，假如他冒险把全部精力投入政治生活，他无疑会成为一个大人物。他记得住别人的名字，记得住应对老朋友尽的义务，即使他结交了处在更有权位的新朋友，他也不忘老朋友。卡特利奇1930年加入《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时，他似乎认识了首都南部每一个村子里的人——酿私酒者，浸礼会牧师，旅馆侍者，二手车销售商；乡村编辑和法官；一位卡特利奇一次为报纸的社会版写了一篇谄媚文章谈到的密西西比妓女；一个叫作威利·特纳的擦皮鞋男孩曾是詹姆斯·特纳农场上的奴隶的后代。事实上，威利·特纳取此名是为了纪念卡特利奇的母亲。卡特利奇搬到孟菲斯后，每周和威利·特纳在一起两三次。每当卡特利奇的名字出现在地方报纸上——后来出现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和《纽约时报》上，他的这位朋友都会从顾客每天留下的各种报刊上把他写的文章剪下来，把它们粘到一个剪贴簿上，放在他的鞋架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