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霸权机制的不完全衰落（第7/17页）

考虑到各个问题领域的差异，任何理论，如果它试图解释60年代至80年代之间国际经济机制发生的变化，都必须对这一事实作出解释：即为何是石油机制发生了最为重大的变化，而其次才是货币和贸易机制；同时还必须解释似乎存在着一个相当复杂的普遍模式，很明显地横亘于各领域之间。一方面，由于机制规则在许多方面变得模糊，仍旧清晰的规则更频繁地遭到破坏，旧有霸权机制已然式微；但另一方面，非全球性、自由主义取向的政策协调也始终未曾中断，避免了螺旋式崩溃的发生。在某些个案中，这种努力导致了新国际组织的出现。诸如国际能源机构，或者像欧佩克1983年对石油生产的控制，以及70年代中期以后纺织品／服装贸易机制那样，至少促进了在名义上更为强有力的规则得以形成，尽管其目的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样博得美国自由主义者的击节叫好，甚至就其自身而言也从未取得什么重大成就，但是合作却始终得到了贯彻实施。

对霸权稳定论的评估

针对美国霸权的衰落，以及6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领域中国际合作情况的恶化，本章借重历史分析方法和对各问题领域的横向比较来评价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笔者认为尽管不如霸权稳定论所诠释的那样简单直接，但其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虽然霸权的衰落对于机制具有一定的腐蚀作用，但却被规则对政府所具有的价值所抵消，因为规则限制了博弈者合法战略的选择，从而减少了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不确定性。随着霸权的衰落，机制更加难以得到应用，但是由于它能够促进国家间互惠性协议的达成，却仍然为各国所必需。霸权稳定论使人们认识到这一困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却并不完全，权力论的见解必须与注重合作价值及机制功能的理论相结合。

如第三章中所示，通过分析世界权力分配的变化，以此为基础，惟有霸权稳定论，尽管尚显粗糙，对国际机制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并非老生常谈的解释，这一理论经过修正后并未预言什么。它不应被视为一种理论，而仅仅是一种有助于描述或说明而非解释的观念框架。第三章简单谈及霸权稳定论，我只讨论了其粗糙的基础型力量模型，这一模型以其最为集中的形式，将近期以来国际机制的变化归因于美国权力的衰落。按这一理论的解释，是美国自身的权力导致了其衰落。这种理论过于简单了。由于该理论只依赖于一个变量，即在整个体系层次都发挥作用的行为者之间的权力分配，如果能够兼具正确性和全面性，则不失为一个强有力的理论解释。

将战后国际机制的衰落归因于美国权力的削弱必须符合下述条件：首先，必须表明机制变化的模式与有形权力资源的变化二者之间具有一致性；其次，对于资源变化如何引起机制变迁，必须有可能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亦即必须确认权力衰落和机制变迁的联系不是因该理论之外的其他力量所造成的。例如美国国内政治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对于国际货币机制具有重大影响，同时，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模式和国际竞争的压力也使贸易机制发生了改变（Strange, 1979; Branson, 1980; Cowhey and Long, 1983）。

对于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这一阶段，霸权稳定论正确地认识到：较之于其他大国，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然下降。第三章显示，美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在1950年近3倍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到1977年则跌至仅为其1.5倍（见本书表3.1）。据估计，美国国民收入1976年占市场经济国家总额的31%，1960年时甚至曾高达45%（Krasner, 1982, p.38）。另一统计表明，1960年至1980年，其国民收入由占全世界的25.9%跌至21.5%（Oye, 1983a, p.8）。[3]表9.1显示，同期，在美、欧、日三方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中，美国所占比例由60%降为40%。但是，显而易见，美国并未沦为一个二流强国：“在广泛的领域，它仍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行为体”，尽管“在许多问题领域，由于对任何政治目标和特定经济利益都不存在外来威胁，由此而在美国50年代所引起的松弛懈怠，在70年代已不复存在”（Krasner, 1982a, 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