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霸权机制的不完全衰落（第4/17页）
70年代初，有些人士，主要是自由主义者，曾警告说贸易机制有可能会发生崩溃——其目的则是为了防止这一结果的发生。现在，尽管贸易机制面临如此压力，这一预言也正日益变得可信，但所幸这一可怕的警示并未成为现实。在1983年，两位敏锐的观察家仍可以强调该机制在42年来的演变过程（Finlayson and Zacher, 1983），而另一位贸易专业毕业的学生总结道：贸易机制的演变“绝大部分是与其长久以来的标准相一致的”，但“在机制规则、共有的预期、大国对规则的遵从、对外贸商品按部门区别对待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则更为明显（Lipson, 1983, p.268）。因此，贸易模式是一个混合体：它由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与基本的自由主义二者共同构成。尽管像30年代那样，一些主要的政治利益团体已开始质疑自由主义本身，但这一局面仍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讨论过的囚徒困境那样，即人人都认识到了共同利益之所在，却难以通过共同行动以使其实现。如果对自由主义的质疑导致对合作的反对，囚徒困境必将向一种更难合作的局势转变（Oye, 1983b）。
在评价贸易合作时，很容易将其与贸易自由或非歧视待遇相混淆。这就好比要把两个完全不同的现象加以合并一样。自由主义者将二者视为一体——确实这二者经常是共存的——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自由主义者真正追求的是和谐，并且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他们认为这是正确无误的。但贸易政治从来不是以和谐为特征的，而是永远存在着利益的冲突以及现实和潜在的纷争。战后各国政府始终在为自身的特殊利益而讨价还价，直至50年代末，由于美国不再强求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原则适用于其主要贸易伙伴，如欧洲支付同盟所显示的那样（详见第八章），这种讨价还价才归于沉寂。意见分歧成为60年代关税谈判的特点，但最终却达成了引人注目的合作，那时各国确实实现了关税水平的调整。至70年代，冲突再次加剧，但东京谈判却使关税水平降至历史最低点，几乎使关税不再具有真正的经济意义。因此，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为第四章中提出的论点提供了论据，即合作并非源自利益的和谐，而是源于现实和潜在的纷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认为世界贸易中的合作是随着保护主义兴起而不断扩大的，这种观点也许有悖常理。让我们以阿格尔威尔曾仔细研究过的国际纺织品和服装贸易机制为例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Aggarwal, 1981; 1983），这是世界贸易中最重要的单一部门产品规则。1974年，服装纺织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占美国和欧洲制造业的10%以上，而它占巴西、希腊成品出口的20%以上，占韩国、葡萄牙、印度商品出口约40%（Aggarwal, 1981, p.8）。70年代，由于主要来自欧洲各国的压力，这一机制保护主义色彩日益浓厚。但是，按阿格尔威尔（Aggarwal, 1983）所描述的，这一在70年代仍很脆弱的机制在80年代却不断发展为一个强大而严格的机制，规则也变得更为严格精确。这意味着在纺织品领域，在保护主义的兴起与合作的衰落之间画等号是错误的。相反，在各主要纺织品及服装进口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一直在继续，而且与较之日益严重的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保护主义相比，这种协调甚至更为有效。合作的目的相对合作这一事实本身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对于本书一再强调的观点：“合作未必是善意的”，没有什么论据比这一事实更具说服力了。对于第三世界纺织品制造商以及持世界主义观点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进口国之间的合作就像寡头公司之间的合作对于小规模的竞争者和热忱的信托人那样令人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