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有限理性与自我利益的再界定（第7/13页）

3．行为者不仅出于工具性原因而关心他国福祉，而且因为不论别国如何行动，其收益的增长也会促进自身的福祉，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各行为主体间的利益属于情势性相互依赖关系（situationally interdependent）。随着二战后世界经济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情势性相互依赖加深了。如果欧洲、日本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势必减少对美国商品的需求，从而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即便不考虑经济崩溃可能导致的政治恶果，巴西的繁荣对美国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旦巴西经济破产，势必无力偿付美国银行的债务。当今世界，紧密交织的贸易与金融网络反映了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强，它可以将福利效果，不论是好是坏，直接由一个社会传送到另一个社会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具有利己主义倾向的行为者采取何种行动，它们彼此之间的利益都构成了情势性的相互依赖关系。

4．最后一种情况为：行为者纯粹为他国的利益而关注其福祉，即使这样做对本国物质利益和安全毫无裨益。例如，富裕国家的许多公共和私人机构为灾民提供的救济，或是大量的外国援助。诚然，许多政府救济是基于狭隘的自身利益的考虑，但若以之解释许多小国如荷兰、瑞典的援助行为则很难服众，而对于解释像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或美国援外合作署（CARE）这样的志愿机构则更为牵强。我们把上述这种情况称为移情性相互依赖（empathetic interdependent）。[9]

本书第五章对深谋远虑的自我利益与短视的自我利益所进行的区分，实际上是以工具性或情势性相互依赖为预设前提的。针对某一特定问题，被利己主义者视为与其行为具有潜在联系的问题的数量与范围，决定了其所具有的远见程度。目光短浅者只注重即时问题，深谋远虑者则还要考虑这样做会对其他利益有何影响。但是，二者在计算时所考虑的都只是自身的福祉。[10]移情问题的提出，则使我们超越了这一区分，去探寻更深层的价值问题。

在世界政治中讨论移情问题似有脱离现实之嫌。时至今日，在一个实现了高速流动、即时通讯、多种跨国关系广泛发展的世界里（Keohane and Nye, 1972），国际团结与民族国家的和谐一致仍不明朗。不过，世界政治中一些新的现象是颇为引人注目的。泰勒指出，在欧洲，对共同体的感情有时会超越功利主义的考虑，“那种希望从合作中获得特定利益的想法，与基于同某个或某些特定伙伴合作的意愿相比，前者有时会退居于次要位置”（Taylor, 1980, p.373）。此外，在一次欧洲民意调查中，当被问及欧洲内部关系问题时，相当多的人的政策倾向与狭隘的自我利益观是相悖的。例如，1977年一次民意测验显示，欧共体9个成员国中均有7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如果其他成员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伙伴国应理所当然地提供帮助；多数人甚至认为本国选出的欧洲议员应以欧洲利益为重，国家利益其次（Inglehart and Rubier, 1978, pp.78, 82—84）。这种情况是工具性、情势性、移情性相互依赖关系的混合反映。与此相应的是，近年来有人在著作中开始质疑世界政治中国家边界的道德意义问题（Beitz, 1979a, 1979b）。他们认为，可以以一种有限的方式对国家利益加以移情性的解释。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利益也决不会归于消弭，而是将取决于其他国家福祉的实现，从而导致对自我利益的重新定义。

本书中“利己主义”所涉及的利益概念均为独立的、工具性的或情势性的相互依赖状态下的利益。放宽利己主义的假设意味着承认，世界政治中的国家及其他行为者有可能重新定义其利益，以实现移情性的相互依赖。这种变化将对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国家将更倾向于获取更大的双赢结局——以能够带来更大的总体收益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即使其直接收益可能会有所损失。当他国受益时，它们也将从中获益。共享的利益将因此进一步扩大，从而有可能达成至少相等也许会更多的互利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