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有限理性与自我利益的再界定（第5/13页）

更为普遍的是，在一段时期内，现任政府为维持开放经济所作的决策，对于继任政府控制国际经贸往来的能力也会产生深远的制约作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处指出，其代表性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20%依赖于进口，一旦某国为刺激需求，谋求凯恩斯主义式的经济增长，从而改变其货币、财政政策，必将导致进口大量增加，造成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OECD, 1983, p.19）。但是如果一国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国际资本持有者又对该国及其政府抱有信心（由于意识形态或其他原因），这种政策就将导致资本的流入和汇率的升值，就像1981年至1983年间的美国那样。但是达到一定点之后，不断增长的经常账户赤字可能导致汇率下降，最终诱使政府实行紧缩政策，以避免货币危机。

施行限制政策的保守政府，尽管也会受到开放的世界经济的影响，导致出现不希望看到的资本流入和汇率升值等不利后果，但是对于奉行刺激性经济政策的社会党执政的政府而言，其所受到的制约则更为严峻。当某个新上台的社会党政府舍弃既往的保守政策，而改奉扩张性政策，这种行为将对其币值产生负面影响，随之而来又将导致资本外逃和低水平的私人投资，从而使局面进一步恶化。[7]法国密特朗的社会党政府在1981年至1982年就面临着这一困境。国际经济的开放性使得一国很难改变其政策，因为任何改变都可能与世界政治经济领域中主要大国的政策不相协调。对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国际实物和金融之间的联系有力地制约了各国政策可能的差异程度。”（OECD, 1983, p.19）

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来自国际自由主义的限制具有强烈的不公正性，因为它仅仅有利于资方而不利于工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强调国际经济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不公正性，这也正是其理论的力量之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到，那些奉行国际主义政策的政府所追求的开放政策，创造了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模式，这种模式一旦被破坏，代价将极为高昂，从而束缚了后继的社会主义政党或者民族主义政党政府的手脚。[8]即使民众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当国际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之时，民众将不愿意社会主义政党上台执政，担心因此会造成经济混乱。而且，对资本外逃的担心，也会束缚执政的社会党政府或者社会主义运动的手脚，如同英国工党（Panitch, 1976），意大利共产党（Putman, 1978），以及最近法国社会党所面临的局面一样。因此，保守主义的前任政府与其资本主义盟友共同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机制，可能有力地阻止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社会党政府所面临的问题进一步突出了本节的主题：通过对未来政府的行动自由加以限制，国际机制可以影响其偏好。显然，没有人能保证这就是“好的”，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个人对未来的偏好。但是从任何现任政府的立场出发，这确实是国际机制的一大功能。每一个现任政府都力图像过去那样，将国家绑在船的桅杆上，捆紧舵柄，让后人无法解开。

移情与国际机制

国际事务的理想主义论者呼吁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开展国际合作，其基础即为贝茨所讨论过的“普世主义”价值观（Beitz 1979a, 1979b）。在英美外交思想中，理想主义传统源远流长，尤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更是曾经风靡一时，直至二战后才被重视自身利益的现实主义所取代（Osgood, 1953; Wolfers and Martin, 1956）。本书特意采纳现实主义关于利己主义和理性的假设，以期在现实主义的前提下论证合作的可能性。我们的分析将从现实主义的前提出发，也就是说从常被视为不利于合作的条件下，探讨实现合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