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第9/14页）

既有机制的价值

我们已经看到，在没有明文条款保证契约得以自上而下强制实施的情况下，即使是完全理性的个体，相互订立协议也是困难的。在世界政治中，国际机制通过降低由于高额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带来的障碍，从而有助于促进协议的达成。不过，这些障碍和困难本身，使创设机制的初始步骤变得困难重重。

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性，意味着维持机制比建立机制更容易。利益互补是机制出现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国际机制的建立可能需要一个霸权国家的积极努力，例如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没有霸权国家参与的情况下，突发的严重危机的压力，也会促使机制的产生，例如国际能源机构。但是即使在存在互补利益的情况下，要克服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问题也是极为困难的。

然而，一旦一个国际机制被建立起来，它会从其产生的相对高水平和对称的信息中获益，通过这些，还使支持机制的谈判协议更容易达成。我们在第九章将会看到，处于国际货币和贸易机制中心的那些国际组织，在导致它们产生的美国霸权衰落之后仍然存在着。把国际机制看作是提供信息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实体，而非一个半政府性质的规则制定者，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持久性。有效的国际机制促进官方非正式的接触和交流。事实上，它们可能产生跨政府的沟通和友好网络：一个政府的机密文件可能被另一个政府的官员看到；观点相近的官员的联盟的发展，可以达到共同的目标；专业人士的重要讨论能够表明国家政策的预期目标和主张（Neustadt, 1970; Keohane and Nye, 1974; Keohane, 1978）。这些跨政府关系的发展，通过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关于他们对手可能行动的可靠信息，来增加世界政治中合作的机会。[7]

对这些深植于国际机制中的信息生产行动模式的意义进行评估，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为什么70年代美国霸权的衰落并没有伴随着合作的立即崩溃。而这是粗糙的未经提炼的霸权稳定论本应该能够预计到的。从历史标准来看，由于战后国际机制的制度化水平是很高的，它们在执行层面的官员之间形成了复杂而广泛的沟通网络，所以我们可以期望在美国霸权的衰落和国际机制的崩溃之间的时间间隔会很长，既存机制存在的惯性相对来说会非常大。

对信息在维持机制中的作用的论证，还可以通过考察与之有类似关系的寡头合作与竞争现象而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威廉姆森在组织理论的基础上，认为一个集团成员之间的沟通有助于促进合作，或是他所说的“对集团目标的信守”（Williamson, 1965, p.584）。寡头垄断者之间的合作还会因为以往的合作记录而得到培育。按照这个假设，威廉姆森构造了一个模型，该模型有高水平合作和低水平合作两个平衡点，一旦达到某一平衡点，只有环境发生重大变动时才能使这种平衡有所变化。

如果体系是在低水平的信守和沟通层次上运行（例如择优而选的解决方案），在体系转向高水平的信守和沟通运行之前，对环境做根本性的改变是必要的。事实上，驱使体系达成共谋性的解决方案所需要的环境条件，要比体系一旦获得这一地位时需要维持的那种水平要高。同样，相对于将体系保持于低水平运行状态而言，把体系从高水平的平衡状态降为低水平的平衡状态，需要更不利的环境条件。[8]（Williamson, 1965, p.592）

和威廉姆森的寡头卖主垄断模型一样，国际机制的维持也是比构造更容易。国际机制的原则、规则、制度和程序，以及与它们相互连结在一起而产生的互动的非正式模式，对于各国政府而言是有益的，因为这些安排使得沟通成为可能，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并促进信息交流。当国际机制以这样的方式运行时，其所扮演功能的价值就会上升。因此，即使成员间的权力变得更加分散，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更加严峻，这些缺点都可能由于国际机制提供的具有促使达成一致的信息效应而得到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