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第8/14页）

国际遵守的程度也不应被高估。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贸易和金融方面的国际机制在70年代弱化了。美国和欧洲对纺织品、钢材和其他受到威胁的部门加强了保护主义政策（Aggarwal, 1983; Verreydt and Waelbroeck, 1982; Woolcock, 1982）。然而，尽管20世纪70—80年代的经济存在混乱，但这并没有导致各国政府草率地大幅度地削减贸易。事实上，只有在1975年和1982—1983年的严重衰退时期，工业国家的出口总量才出现下降；除此以外的其他年份，出口总额的增长超过了这些国家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IMF，1983，表B-1和B-8，pp.170，176）。进一步说，保护主义所采取的方法形同虚设，而许多当代的保护主义政策则被设计得避免与国际协议发生直接的冲突。例如，尽管事实上进口配额不需要冗长的国际谈判，这为进口国和私人公司带来了更多的收益，但美国在制造品上采取的保护主义仍然主要是“自动出口限制”而不是单方面地规定进口配额（Bergsten, 1975b）。自动出口限制常受青睐是因为它不在GATT明确禁止之列，从而能规避GATT的限制。然而这种好处的获得，常常是以建立在允许迅速增长的进口的缺口这个代价上的（Yoffie, 1983）。当然，世界贸易中的自由主义的确受到了压力，但是这种现象总的看来并不意味着各国政府将国际协议置之不理。虽然政府有时会破坏国际规则，但是它们对国际规则的遵守才是常态。

遵守中的一个困惑是，为什么追求促进自我利益的各国政府在规则与我将称之为“短视的自我利益”相冲突时，它们仍会遵守国际机制的规则。“短视的自我利益”指的是，对于政府来说，当某一特定议题与其他议题孤立开来进行考虑时，政府对可选择行动方案所进行的成本和收益计算；在不考虑特定的成问题的议题领域中的行动将对其他议题领域产生非直接影响的情况下，如果一个行动方案较之其他选择具有最高的预期价值，那么该行动就会给政府带来短视的自我利益。政府经常遵守与其自身短视利益相冲突的规则，这一现象对本章所阐述的现实主义或功能的理论而言是潜在的反常现象，这两种理论都假设世界政治中的行动是理性的利己主义的。为什么一个利己的行为者在某一议题上的行动会与其在这一议题领域中的自身利益不一致呢？如果我们遵守国际机制中的规则，这难道不是与利己主义的假设不相一致吗？

国家利益的模糊定义使得一些现实主义者（例如摩根索）避免涉及这一问题。摩根索注意到联合国系统中专门机构这类功能组织存在的事实，但他自己又认为当国家利益与此类专门机构的运行有冲突时，“国家利益胜过了国际的行动目标”（Morgenthau, 1948/1966, p.508）。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国家利益这个概念是否被短视地定义，而没有考虑到一个行动对其他议题或价值的影响，或从更加长远的意义上讲，没有考虑破坏国际规则和规范对其他国家目标的影响？然而，最关键之处在于如何精确地定义利益，以及国际制度如何影响国家对自我利益的界定。对遵守问题中这些困惑现象的理解，需要我们考察国际机制如何影响理性的、利己的各国政府对自身利益的估算。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从以下两个不同的但又相互关联的论证途径来进行。一条论证途径是孤立地看待某一机制，考察它相对其他可行性选择而言对政府的价值。对遵守中存在的困惑现象的这类解释，首要强调的是建设国际机制的困难性。由于机制建设起来很难，所以如果对其他方案选择的结果导致既有机制的崩溃，那么遵守机制中的规则才是理性的，因为即使一个不完善的机制也会比任何政治上看来是可行的替代机制要优越。另一个论证途径是把机制置于世界政治中其他机制的背景之下，把每一议题和机制当作议题和机制网络中的一部分。正如重复囚徒困境与一次囚徒困境的结果截然不同一样，把一个机制放在其他机制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就能得出与孤立考察这一机制所截然不同的激励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