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理性选择与功能的解释（第5/11页）

在唯意志论的理性选择分析中，每一个行为者都被假设在给定的限制结构下，可以计算出处于一项国际机制中的境遇总比置身于其外好。否则，它本是不会加入进去的。然而，这些行为者背后的给定限制因素以及权力不平等性的重要性，使我们注意自愿谈判协议的结果将并不必然就是完全有利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国际机制的形成会产生全面的福利收益。为了加强它们的谈判地位，强有力的行为者可能会在一个新的机制形成之前，向弱小的行为者强加一些限制因素，或者如果后者拒绝按照霸权国家的计划行事的话，就以相反的结果来威胁它们。例如，我们会在第八章看到，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的一段时间，美国控制着英国的财政储备水平，牢牢掌握着中东的石油资源。这两个措施使英国更加依靠美国的善意来行动，从而逐步增加了英国抵抗美国计划的机会成本。从自由主义者的经济立场上讲，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稳定的国际货币机制以及一种非歧视贸易机制的建立，为每个人都带来了福利的收益。但是英国社会中那些寻求维护帝国特惠制的人（不管是为了帝国的原因还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却不这么看。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意美国的地位，他们也把遵守这些机制视为令人沮丧的且成本很高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有收益的机会（Block, 1977; Gardner, 1956/1980）。

即使一个国际机制中的成员同意某项机制所作出的安排，那些处于这个机制外面的行为者也可能因为这个机制的建立而受到损害。实际上，一些机制（例如联盟和卡特尔类型的机制）是专门用来向非成员强制施加成本的。虽然将这些成本与机制为其成员所带来的收益进行比较是很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是并没有理由使我们必然认为收益会比成本更大。既然这一点常常为人忽视，那么我们应该强调的是：虽然国际机制也许对其创立者来说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些机制并不必然就会提高这个世界的福利。就事实而言，机制本身并不就是“善”的东西。

利己主义与道德缺失

利用理性选择分析去研究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问题，存在的第二个主要危险在于，将理性的利己主义的假设等同于将行为者视为人类社会之外的道德缺失的个体。这个假设也是霍布斯式的，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假设并不是理性选择理论所固有的必然的前提。博弈者互相存在于一个自然状态之中，这种状态的一个明显内容是它们不能去强制执行各个行为者所承担的义务。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在这种状态下，这些行为者互相很明显地独立着，没有被共同的经验、道德戒律或者与未来可识别的个体进行互动的预期联系在一起。

一对一囚徒困境博弈所得出的很有说服力的结论——背叛是占优势的战略——就是依靠这种个人主义式的假设。博弈者被假设是“支配欲望很强的个体”（Macpherson, 1962; Ruggie, 1983a, p.277）。从算计的意义上讲它们是理性的：它们试图在不受道德原则和公平标准的影响下将它们预期的效应最大化。然而通过一个共同的社会，由互动的期望联系在一起的利己主义的博弈者们，可能在它们似乎共享道德标准的情况下行动。例如，假设在我们这个例子中有两个囚犯是一个犯罪群体（例如黑手党）中的成员。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会指望他们作出坦白。这种行为并不必然反映他们任何非理性的东西，或者任何道德的原则，所以出现这种行为，是因为在他们的支付结构下，这些行为者作为一个持续存在组织中的共同成员的效应影响的结果。坦白无异于宣判自己的死期，那个坦白的家伙不会有好下场。因此，这些囚犯所面临的一种假想的博弈结构图式将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