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理性选择与功能的解释（第3/11页）

下面将要提供一个人们熟悉的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图式，以及现实生活中举不胜举的例子。如果两个博弈者互相合作的话，那么他们将得到回报R；如果两人互相都背叛的话，那么他们将受到惩罚P；如果一个人背叛而另外一个人合作的话，那么背叛的人因为屈从于诱惑而欺骗其同伙将得到收益T，而合作的人则因为受骗上当得到收益S。在这种博弈中，为了确保利用和被利用的机会要一直比相互合作更加糟糕，标准的囚徒困境博弈为合作行为提供的报酬要大于欺骗另一个同伙而能获得的收益的两倍。

囚徒困境

支付排序：T＞R＞P＞S

博弈条件：R＞（S+T）／2

奥尔森（Olson, 1965）阐述的集体行动逻辑，本质上与囚徒困境的逻辑是一样的（Hardin, 1982，第2章）。在需要集体行动的状态中，合作对获得一种为所有相关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是必要的，不管这些成员是否为这种物品的供应作出贡献。当每一个成员为供应这种物品所承担的成本，与总的成本相比非常小的时候，利己的个体可能会作出估算，认为他们如果不作贡献的话会好一点，因为他们的贡献对自己来说是有成本的，而其贡献对这种物品最终被生产出来却只会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因此就像在囚徒困境中一样，对一个利己主义的个体来说，占优势的战略是背叛而不是对这种物品的生产作出贡献。这种估算的结果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集体物品将不会被生产出来，或者处于供应不足的状况，尽管事实上这种物品的价值对这个集团来说要大于其付出的成本。

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问题具有很重要的启发价值。它们警告我们要反对合成推理谬误，这种推理在世界政治会导致我们相信纷争的根源肯定存在于行为者的本性而不存在于它们之间的互动模式中。相反，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都告诉我们华尔兹所说的“第三种设想”的解释力量，这种解释模式将因果关系归因于国际体系的特性而不是国家内部的特性（Waltz, 1959）。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都强调强制力量、承诺以及战略互动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世界政治是重要的。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些模型特别是囚徒困境模型，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方面，也就是即使在行为者相互之间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世界政治中的信息和沟通的障碍也可能阻碍合作的实现，并导致纷争涌现。

理性选择模型的局限性：选择、规范缺失和道德

一对一的囚徒困境博弈常常成为描述国际政治的一种标准范式，它说明了为什么纷争是流行的而合作是稀少的原因。有时它还被用来支持这样的论述，即国际制度注定是无效的。但这不是我的看法。在本章和后面的章节中我试图表明，如果我们正确地使用理性选择理论，我们将会看到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中存在大量的合作现象，而且，理性选择理论和集体物品理论会帮助我们说明为什么制度在世界政治中是重要的，甚至对合作的实现是关键性的。然而，在展开这个论述之前，我们得首先检验一下理性选择理论在运用过程中存在的缺陷。

理性的利己主义的假设创造了一个抽象的非现实的分析世界。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假设看作是现实，并试图将这个结论以很简单化的方式运用到我们所观察的世界中时，它则有可能对我们产生一些误导。然而作为一种简化的假设，利用它去建构我们自己的理论，它还是有其价值的，因为它以完全的自身利益和理性行为，刻画了一个相对并不复杂的状态，从而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基点性的前提，那就是，理性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可以对照经验进行检验的假设性预期。当韦伯提到“为了渗透到真正的因果相互联系的关系中，我们需要建构起非真实非现实的东西”时（Weber, 1905/1949, p.166, pp.185—186），他实际上说的就是这种“历史的逻辑分析”途径。基于理性的利己主义假设而建构起来的非真实的预期，有助于一种因果分析，它不会使我们一定要持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理论的假设必然是真实的、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