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第7/9页）

沃勒斯坦的研究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他竭力强调现代世界的历史应该被看作是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历史。除了因为地理因素、独特的历史原因或者运气而产生的相对小的偶然事件外，“世界市场力量的运作加速了差异的出现，使它们制度化，并在长时期内是不可能被超越的”（Wallerstein, 1979, p.21）。虽然如此，当考虑到特定的时期时，沃勒斯坦强调的仍是霸权和军事力量的作用。17世纪荷兰的经济霸权不是被世界市场体系的运作或者资本主义的矛盾所毁灭的，而是由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力量所毁灭的（Wallerstein, 1980, pp.38—39）。

使用重商主义范畴进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一些分析上的模棱两可之处，从而不得不处理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使用这种分析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很难维持阶级中心的分析，因为为了解释国际事件，分析的单位转换到国家层次而不是阶级层次上。这是布劳克和沃勒斯坦共同面临的问题，他们采用的国家中心的分析方法把阶级的概念降格到政治经济的朦胧背景之下（Brenner, 1977; Skocpol, 1977; Sylvan, 1981）。国家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困境还反映在很早时候列宁和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的论战上（Lenin, 1917/1939, pp.93—94）。列宁声称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无法克服的，以反对考茨基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保持相当长时期的联合而得到克服的观点。

美国霸权在战后20多年的成功运作，支持了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可能是稳定的预言，而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6]但是，这还不能解决“超帝国主义”在没有霸权存在的情况下是否能够维持下去这个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分析当代形势，将会坚持认为超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美国霸权——正在逐步地崩溃，从而导致持续增加的国际无序状态。当前的议题是“这种霸权的崩溃最终导致的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还是世界社会的一种革命性的重构，抑或是搏斗中的阶级和国家的共同毁灭”（Arrighi, 1982, p.108）。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超帝国主义”是否能够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新的协调努力中得到复兴，或者相反？资本主义内部或者资本主义与国家系统并存中的本质矛盾，是否使这种复兴变得根本不可能？

本书的关键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在没有美国霸权的情况下是怎样维持的——本质上提出的是同样的问题。这里采用的观点与考茨基及其追随者的问题是一样的，虽然我们使用的术语是不同的。我的看法是，由国际机制的效应而培育出来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共同利益，足以使持续的合作成为可能，虽然并不一定是必然的。人们不应该像默里（Murray, 1971）和海默（Hymer, 1972）在关于资本国际化项目的研究中所理解的那样，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间存在的强大利益维持着竞争之中的合作。在一个国家体系背景下所存在的不平等发展的事实，使得斗争成为经常性的，从而合作也是不完全和脆弱的（Chase-Dunn, 1981），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斗争必然发展为暴力，也不意味着能够给各方带来利益的协调努力就是不可能的。

尽管我的研究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存在相似的地方，但是在我的研究中，我并不接受后者的研究范畴。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规律的分析，是依赖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国家间关系，或者为了分析未来的国际合作而推理出来的，这种分析并不是很充分和完善的。当认为根本性的矛盾存在于资本主义范围内时，这些矛盾当然会对未来的国际合作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这种矛盾的存在和特征，因为太模糊了，并不能够纳入到我的分析框架中去。[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