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第5/9页）

由此看来，霸权稳定论只是暗示性的但决不是确定性的理论。单单强调权力因素在创造一个合作可以盛行的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意义，还是不充分的，那种认为霸权是合作出现的必要条件，在理论和经验上也是非常薄弱的。如果把霸权重新界定为一个强大国家制定和执行规则的能力和意愿，并由此进一步认为霸权是合作出现的充分条件，那么这种表述在本质上只是同义反复。

粗糙的霸权稳定论确立了一种有用的——如果还是有点简单的话——分析国际合作和纷争的起点。而经过提炼的霸权稳定论，对于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史上的一些时代，提出了一系列松散的但却具有积极暗示意义的解释性的问题。这种解释框架并不构成一种可作补充说明的体系理论，但是它却帮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思考霸权问题，即很少把霸权只作为一个概念，从权力的意义上解释世界政治经济的结果，更多的是从领导权由单一国家执行的意义上，来描述国际体系。权力是合作出现的充分或者必要条件，这种说法并不能够作为科学概括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愿意去领导和有能力去领导的意义上去界定霸权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思考潜在霸权国家面临的激励问题。也就是说，在什么样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一个霸权国家将会决定致力于规则和制度的建设呢？

对霸权国家面临的激励问题的注意，提示我们还要注意系统中其他国家面临的激励问题，这个问题常常被忽略了。它们在考虑是挑战还是顺从潜在领导者地位的问题上，面临着什么样的估算问题？对次级国家态度的思考，向我们提出服从或顺从问题。任何霸权理论，不仅要解释主导国家决定介入规则制定和规则执行的问题，而且还应该解释为什么次级国家要服从霸权国家领导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些理论需要解释霸权机制的合法性以及合作的共存问题。我们在本章后面将会提到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这个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去理解合作和霸权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军事力量和霸权

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澄清一下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分析与军事力量问题之间的关系。一个霸权国家必须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从而有能力去保护它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免遭敌对国家的侵犯。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经济议题——如果它们对基本的国家价值是非常关键的话——可能会成为军事—安全议题。例如，日本1941年对美国珍珠港的袭击，部分是因为美国对日本在美国的资产进行了冻结，“不准日本获得在它控制之外的急需的关键性供应物品，特别是日本急需的石油资源”（Schroeder, 1958, p.53）。二战期间和二战以后，美国利用它的军事力量确保自己能够获得中东的石油资源，1974年，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警告说，如果石油出口国威胁要扼住工业化国家的石油进口，美国可能会诉诸军事行动，以保护石油的正常供应（Brown, 1983, p.428）。

然而，霸权国家并不需要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军事上的主导者。美国和英国从来都没有达到这一点。英国在19世纪遭到法国、德国特别是俄国的挑战；即使在二战后美国力量的顶峰时期，美国也面临着苏联的强硬对抗，同时还与中国打了一场战争。可见，如果经济上占据优势的国家有充分的军事力量防止其他国家的侵犯，阻止它们进入其经济活动的主要区域的话，经济霸权与军事条件就结合在一起了。

因此，霸权的力量根源含有这样的意思，即霸权国家要有充分的军事力量去阻止和扼住其他国家可能的进入或关闭世界政治经济中重要领域的企图。但是在当代世界，不管怎么样，一个霸权国家很难和它的军事伙伴和军事同盟一起，直接使用军事力量去维护其经济政策目标。在联盟自身不成问题的情况下，美国的盟国不可能受到武力的威胁；除了特殊情况以外，只要其盟国很有信用地遵守霸权国家拟定的经济规则，美国也不会威胁说要停止保护它们。二战后美国主导的霸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许多关系，与理想的现实主义类型相比，要更加接近理想的“复合相互依赖”类型——多层次的议题、社会之间多层次的接触渠道、军事力量对大部分政策目标的无效性（Keohane and Nye, 1977，第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