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第4/9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世界政治经济制定和执行规则所做的努力，要比英国在过去所做的更加有效。1945年后，美国并不是仅仅复制了早期英国的经验，相反，19世纪英国霸权和二战后美国霸权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我们已经看到，在与其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较上，英国从来没有像美国那样在1945年以后拥有绝对的优势。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的依赖上，也从来没有英国过去那样高。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伙伴也是它的军事盟国，美国霸权可以施加影响是因为美国制定规则，而这些规则很难推及到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而英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一直是它的主要军事和政治对手。另外，英国维持自由贸易机制相对无效的一个原因，是它从来没有广泛地使用贸易互惠原则（Mckeown, 1983a）。因此，英国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时候，放弃了对那些倾向于保持自我克制行为国家的潜在影响能力。在面临对它们的出口产品关闭的英国市场和相互降低关税的选择时，这些国家的政策本来就是很容易改变的。最后，英国拥有一个可以退却的庞大帝国，向那些殖民地出售不很先进的产品，而不是与它们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上进行竞争（De Cecco, 1975; Hobsbawm, 1968; Kindleberger, 1978b; Lewis, 1978）。综上所述，美国的霸权很难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本质上，在一个霸权国家所使用手段的范围和功效上，以及它们获得的成功程度上，美国的霸权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只由一个例子，或者至多不超过两个例子支持的霸权稳定论，使人们怀疑其普遍有效性。即使这种理论的主要支持者，也不愿意坚持这个理论所主张的观点。在198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金德尔伯格似乎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即“有可能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国家共同承担提供领导权的责任，以加强合法性，共同承受负担，以使领导权不致被别人怀疑为控制和剥削”（Kindleberger, 1981, p.252）。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推广了一种具有高度决定论的霸权循环的概念：“一次霸权战争的结果是下一次增长、扩张、衰落循环过程的开始。”（Gilpin, 1981, p.210）然而，吉尔平并不认为他的观点是决定论性质的，他断言：“国家可以在它们理解的利益概念上，学会变得更加明智和开明，使它们的行为变得更具有合作性。”（Gilpin, 1981, p.227）尽管霸权衰落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失衡可以通过不诉诸霸权战争的手段得到解决”（Gilpin, 1981, p.234）。

所以，支持霸权稳定论有效性的经验证据是不足的，即使这种理论的主要支持者，对该理论的有效性也抱怀疑态度。另外，该理论的逻辑论据也不能不使人提出质疑。金德尔伯格强烈主张的单一霸权国家领导的必要性的看法，是以集体物品理论为根据的。他认为：“我们面临的危险不是国际经济中的权力太多，而是太少了，不是主导权的扩大，而是潜在的搭便车者过多，它们不愿意承担集体物品供应的责任，而宁愿等待别人来供应，自己坐享其成。”（1981, p.253）就如我们在后面章节里将会详细看到的，霸权国家生产的有些物品本质上并不是“集体物品”，尽管这个事实的含义并非像初看起来那样，必然就会危害这种理论的基础。而更多的批判则集中在这样的事实上，即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少数行为者很明显地拥有资源上的优势。这个事实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集体物品理论并非固有地预示少数国家之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奥尔森使用这个理论最初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说明，在一个只有少数行为者构成的体系中，这些行为者“能够在不依靠任何积极性的劝诱（除了物品本身以外）的条件下，为它们自己提供集体物品”（Olson, 1965，p.33；引自Mckeown, 1983a, p.79）。所以，逻辑上讲，在一个少数垄断者控制的体系中，霸权并不是该体系中合作出现的一个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