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第2/9页）

经济优势的最后一个含义是商品生产的竞争优势。沃勒斯坦从经济学意义上将霸权定义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中心国家的产品生产是非常高效的，以致它们即使在其他中心国家也具有很大的竞争能力，因此这个中心国家将是最大化的自由世界市场中的最主要受益者”（Wallerstein, 1980, p.38）。作为一种经济优势的霸权概念是很有意思的，但是这个概念并不非常有效，因为在总的收支平衡的条件下，即使那些最贫困和不发达的国家也有比较优势。1960年美国在纺织品、服装和初级制成品上出现了贸易赤字，这个事实并不说明美国失去世界上的经济主导地位（Krasner, 1978, p.68—69）。的确，人们应该指望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或者生产成熟的技术产品。但是竞争优势并不意味着领先的经济实体出口任何产品，而是生产和出口最有利润的产品，以及将会为未来提供生产更先进商品和服务的基础。总的来说，在竞争优势上的能力，是以领先国家的技术优势为基础的，尽管这种优势能力还要依靠对那些能够产生重要租金的有价值资源施行必要的政治控制。

因此，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关键的原料，控制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一国如若具备所有这些因素，它一定是比其他国家更为强大的。霸权稳定论预言，具有这种实力的国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主导能力越强，国家间的合作性关系就会越多。这是一个非常简约的理论，是以我们第二章所说的“基础性力量模型”为基础的，在这个模型中，结果总是通过行为者的有形能力反映出来的。

然而，像其他许多“基础性力量模型”一样，这种粗糙的未经提炼的霸权稳定理论，总是导致不完善的预言。在20世纪，它正确地预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的相对合作状态的国际关系，但是它在霸权衰落后合作的发展趋势这一预言上，至少是部分地错了。在1900年到1913年，英国力量的衰落，是与那时商业上的冲突减少而不是增加并存的。[2]就如我们即将在第九章看到的，最近国际机制的变迁也只是部分地与美国力量的衰落有关。如何解释两次世界战争中间年代中纷争的盛行现象是困难的，因为在这20年中是否有哪个国家在物质意义上算得上霸权的，还不清楚。美国那时虽然在生产能力上是领先的，但是它并没有取代英国，成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在贸易总量上，它也落后于英国。在这段时间，尽管美国国内的石油生产完全能够满足国内的需要，但是英国仍然控制着中东的主要油田。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这20年时间，阻止美国领导一个合作性的世界政治经济的原因，与其说是美国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还不如说是美国在政治上不愿意为国际体系制定和执行必要的规则。尽管那时英国在为此不断地努力着，但是它太虚弱了，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Kindleberger, 1973）。导致纷争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的政治因素，而不是霸权稳定论所主张的在于物质力量的因素上。

与那种粗糙的“基础性力量模型”不一样，一种经过提炼的改良的霸权稳定论，不会断定权力和领导权之间存在自动的联系。在经过提炼的霸权稳定论中，霸权被定义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国家是足够强大的，能够维持管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规则，而且它愿意这样去做”（Keohane and Nye, 1977, p.44）。这种解释框架仍然强调权力的意义，但是它比粗糙的权力理论更加重视强国的国内特征。它并不假设国家实力会自动产生激励性的因素，将力量投射到海外。因此，在经过提炼的霸权稳定论中，国内态度、政治结构以及决策过程等因素是并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