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第6/9页）

这并不意味着军事力量变得没有用了。由于德国和日本几乎无法忽视美国军事力量保护它们免遭苏联威胁这样的事实，即使在美国与其最紧密的盟国关系之间，军事力量也扮演着间接的作用。在中东，军事力量甚至扮演着极其显著的作用，美国有时在那里还直接使用军事力量，美国在那里的军事援助也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军事力量关系的变化已经不是影响二战后发达国家间合作和纷争模式的主要因素。只是在中东石油危机这个例子上，军事力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力量对国际经济机制的变迁产生了作用。但是即使在这个例子上（我将在第九章分析），经济相互依赖，以及经济权力的转换等因素，也是更重要的。在1945年到1983年这段时间，美国维持着比它的任何盟国都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它是唯一有能力保护它们免遭苏联威胁的国家，并有足够的力量对许多像中东这样的出现反对势力的地区进行有效的干预。本章对霸权和秩序关系问题的解释，以及第八章对霸权状态下的合作和第九章对霸权机制衰落的考察，主要关注的是权力的经济根源，以及经济权力的转换对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变迁的意义。通过将经济议题从军事议题中抽象出来，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注意到各种变迁的经济根源。

有些读者也许会批评这个观点，认为军事力量一直比我们这里说的要重要。我欢迎这样的批评，在这里，我把军事力量只看作战后美国霸权的参考性条件而不是一个变量。然而，任何对这个观点的批评都应该记住，我在这一章和第三部分试图解释的问题不是霸权的根源（其根源主要在国内制度、基础性的资源和技术发展上，而不是在军事力量上），而是霸权的变化对发达工业化国家间合作关系造成的影响上。我试图解释美国主导地位对国际经济机制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种主导地位的衰落对这些机制的影响。如果这些问题（而不是其他可能让人感兴趣的问题）只有通过更深入地研究军事力量关系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才能更好地得到理解，那么，这个假设性的批评才可能危及我的论证。

马克思主义对霸权的理解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根本性力量是阶级斗争和不平等的发展；国际史是动态发展的和辩证的，而不是循环的；国家的行动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反映。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当代世界体系中，如果不在由进化模式和资本主义功能需要而塑造的资本主义背景下理解霸权或者国际制度的运作，谈论霸权或者国际制度的运作是没有意义的。决定论者把这些东西视为必要的规律。而历史决定论者可能认为这种模式为我们理解一个漫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提供了一些线索，这个历史过程很明显地受到过去发生事件的影响：人们创造他们的历史，但不是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方式来创造。

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政治理论都是从分析资本主义开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生产力的进步是不可能持续很久的；矛盾是注定要出现的。这些矛盾以利润率的停滞和衰落趋势等形式表现出来（Cohen, 1978; Fine and Harris, 1979; Mandel, 1974），但是，即使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矛盾同时也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中反映出来（Habermas, 1973/1976）。任何“霸权的危机”本质上将必然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危机（Arrighi, 1982; Campen and MacEwan, 1982; Sweezy and Magdoff, 1972）。

马克思主义者常常使用霸权的概念，含蓄地把它简单界定为一种主导地位，作为分析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现象的一种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重商主义者来说，财富和权力是相互补充的，它们彼此互相依靠。就如席尔文（Sylvan, 1981）所指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布劳克（Fred Block）的分析与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吉尔平的分析是非常接近的，两者都强调美国霸权在创造战后世界秩序中的作用，以及美国霸权衰落给人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