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霸权之后》基欧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第7/9页）

由此看来，在对世界政治的哲学认识上，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或者成熟的自由主义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传统现实主义的世界政治理论是一门“沉闷的科学”（a dismal sci-ence），它把世界政治简单地视为权力游戏的战场，是在不断循环的战争和冲突中进行的，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世界政治中存在进步和演化的力量，它秉承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张，认为在贸易的扩张和交往的加强中，通过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制度安排，世界政治可以朝着进步的方向演化，人类和平与福利是可以得到保障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因此提出“国际合作”的命题，它接受商业自由主义的基本假定，认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个体是以绝对收益的提高为依归的，对绝对收益（我们都能获益吗？）而不是相对收益（我们能得到多少收益？）的关注，使个体之间的合作与社会总体福利的增加成为可能；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承认无政府状态是世界政治的一种基本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并不意味着世界政治是缺少秩序的，更不意味着国际合作就是不可能的和不可靠的，相反，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无政府状态是一块“可培育的园地”[32]（a cultivable garden），无论是共和自由主义看重的通过民主制度的扩展达到的“分割的和平区”，商业自由主义强调的通过贸易发展而产生的贸易国家之间的“和平贸易区”，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寄希望的通过国际制度安排这种契约途径实现的国际和平，总之，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走得出的一个困境。

应该说，以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正确地看到在一个日趋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国际制度建设和安排的重要意义；其关于“制度起作用”这个命题也是经得起证伪的。但是，“制度起作用”只是一个实证的命题，忽略了制度的规范意义，未能充分考虑国际制度的分配和正义问题。这也正是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结尾部分所提出的制度的价值和道德问题。实际上，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政治含义，正因为如此，新自由制度主义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的强烈攻击，因为如果制度是起作用的话，那么人们不免要问：谁的制度？[33]毕竟，国际制度往往决定了“谁在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什么，如何得到”这样的问题。正如秦亚青教授在批判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时所指出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的关键概念国际制度，“是为了维护和延续某种国际社会体系服务的”[34]，本质上是带有深刻的阶级性烙印的。我们不难发现，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大部分制度设计和安排，是由一种被称为“深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35]理念所主导的，或者说主要是由处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心地带的西方国家主宰完成的。这些既定的国际制度，界定了国际社会中的基本财产权，是弱势国家处于被强制和压制的边缘地带的一个重要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自由制度主义从正的方面告诉我们“建制”问题在世界政治中的意义，同样，它也从反的方面提醒我们注意“改制”问题在世界政治中的迫切性。如果国际制度建设不能考虑弱势国家和团体的立场和利益，那么既有的制度可能会不断地加剧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和失望情绪，国际制度也许就不是合作与和平的推动因素，而是斗争与冲突的焦点，自由主义者所竭力强调的进步，可能变得更为脆弱。人们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具有重要分配含义的国际制度的不满，可能预示着一场全球范围内深刻危机的到来。

苏长和2000年10月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