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霸权之后》基欧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第5/9页）

《霸权之后》一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它对我们理解美国为应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霸权衰落的挑战而进行的外交实践，是不无帮助的。《霸权之后》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发达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美国霸权衰落后，如何通过国际机制的维持和建设来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避免纷争。用政策的语言讲，就是西方联盟怎样维持牢靠和稳固的合作？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美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陷入诸多困境，难有战后初期那种一统天下君临一切的气势和抱负，美国霸权的衰落成为朝野上下挥之不去的阴影，西方联盟的前景也令人忧虑不堪。美国在内政和外交上面临的不是20世纪前半期如何“与崛起打交道”（coping with rising）的问题，而是如何“与衰落打交道”（coping with declining）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霸权衰落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基欧汉这本书隐含的政策意义在于，在霸权后时代，积极参与旧制度的修补和新制度的建设对确保美国的国际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我们不能肯定基欧汉对国际机制功能的强调，一定就对美国今天的外交政策与国际行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观察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基本的世界政治政策，不难发现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越来越强调国际制度建设在维持美国全球利益和管理全球政治经济问题中的意义，无论这些制度建设是以美国利益的名义还是以全球政治经济稳定的名义。进一步说，美国及其西方联盟在今天国际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参与制定的国际制度来确定和维护的；对国际制度的控制和解释，已经成为美国外交“软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看来，《霸权之后》一书在政策上的价值在于，它为美国应对霸权衰落和如何与衰落打交道开出了一张很好的处方。

当然，从理论的论证上讲，《霸权之后》一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对国际机制的功能解释容易陷入“因为需要国际机制所以才有国际机制”[21]的循环论证的错误中。尽管基欧汉在本书中一再注意避免功能解释途径可能出现的因果论证缺陷，[22]但是通读全书的理论论证部分，发现这种缺陷并未能够完全克服。另外一个不足之处是，功能的解释途径可以说明霸权和世界政治经济中日趋加强的相互依赖有助于国际制度的产生，也的确需要更多的国际制度来组织和管理密切联系的世界；但是对为什么国际制度在产生过程中会出现形式多样的特点，为什么有些国际制度带有强迫性的特点而有些国际制度却带有自我执行的能力，为什么有些国际制度形式反映国际体系中权力配置的现实而有些国际制度却没有，为什么有些国际制度比较稳固而有些国际制度却非常脆弱，功能主义的解释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对国际机制的类型和变迁，涉及得不多。因此，机制的功能解释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关于国际机制的静态的理论（static theory），而不是机制变迁的动态的理论（dynamic theory）。[23]

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

自由主义是当代国际政治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可以说，自从20世纪80年代直至冷战结束以来，对世界政治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潮，非自由主义莫属。在冷战后西方世界的外交政策中，无论是贸易自由化的推广，还是民主制度的扩展，自由主义的外交理念都在其中占据中心的位置。

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理论与现实主义的世界政治理论有着典型的区别。按照基欧汉的看法，首先，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不仅仅强调国家，同时也强调各种有组织的社会团体和公司的作用；其次，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并不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意义，它试图寻找的是具有不同利益的各个独立的个体，如何组织起来以促进经济效率和避免毁灭性的物质破坏；最后，自由主义相信通过积累实现进步的可能性，而现实主义则假设历史不是进步的，是在权力政治的游戏中循环的。[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