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康星研究》 （1967）（第10/14页）

当我写头一章的时候，《普宁》的构思就已经完成了，既然这样，我相信，这头一章实际就是我写下来的七章中的第一章。在第四章（顺便说一下，第四章中那个在圣马可市场的孩子和普宁都梦见了《微暗的火》草稿中的一个段落，这部小说写赞巴拉革命和国王的逃亡——这就是你所说的心灵感应！）和第五章（普宁开车那一章）之间还另有一章。这没有写出来的一章，在我大脑中既漂亮又清晰，纤毫毕现：普宁因背部扭伤住院并逐步康复，他在病床上自学驾驶，他研究一本在医院图书馆找到的1935年版的汽车使用手册，并学习操纵病床的升降。他的同事中，只有布劳伦吉教授去看望了他。这一章的结尾，普宁参加驾驶考试，很学究气地和教练争论，教练最后承认普宁是对的。1956年的种种情势妨碍我把这一章写出来，后来又有其他事情的干扰，现在它只是一具木乃伊了。

在去年的电视采访中，您将别雷的《圣彼得堡》与乔伊斯、卡夫卡和普鲁斯特的作品并列，作为20世纪散文创作最伟大的成就之一（顺便说一下，您的称赞，促使格罗夫出版社再版《圣彼得堡》，您的评论印在了此书的封面上）。我很欣赏这本书，但不幸的是，相对而言它在美国鲜为人知。您最欣赏它的什么特点？别雷和乔伊斯有时被拿来进行比较，您认为这种比较有道理吗？

《圣彼得堡》是一部奇妙的幻想作品，但我想在别的场合回答这个问题。在《圣彼得堡》和《尤利西斯》的某些章节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相似。

虽然我从未见过有这样的讨论，但在我看来，阿勃勒克霍夫的父子关系可被视为一种双重关系，这使得《圣彼得堡》成为双重人格主题中最有趣、最具幻想性的作品之一。既然这部作品的主题（如果您同意的话）比曼的《威尼斯之死》的主题更接近双重人格主题，您是否愿意说一下它的含义？

作为一个作家，我并不看重那些含糊的事情。就哲学而言，我完全是个一元论者。顺便说一下，你的笔迹和我的笔迹很相似。

别雷1922年至1923年住在柏林。您在那儿认识他的吗？您和乔伊斯同一时期住在巴黎，您见过他吗？

1921或者1922年，有次在一家柏林餐馆我和两个姑娘一起吃饭。恰巧我和安德烈·别雷背对背坐着，他和另一位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在我后面的桌子用餐。那时候，这两位作家都公开地赞同苏联（也准备返回俄国），作为一个白俄（就其特殊意义来说，我仍然是个白俄），我当然无意同一个布尔什维克分子（同路人）说话。我认识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但自然不会理他。至于乔伊斯，30年代后期，我在巴黎见过他几次。保罗和露西·莱昂是他的好友，也是我的老朋友。有一个晚上，他们带他来听一个法语讲座，我应邀作有关普希金的演讲，主持人是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演讲后来刊登在《法国新杂志》上）。在最后时刻，我要替代一位匈牙利女作家作演讲，那个冬天，她因是一部畅销书的作者而出名，我记得书名是La Rue du Chat qui Pêche(28)，但记不得那位女士的名字了。我的一些朋友担心那位女士的意外生病，以及我意外被邀请来作有关普希金的演讲，可能造成意外的冷场，所以尽力招呼他们知道我会喜欢的听众。然而，演讲厅里显得有些混乱，因为那位女士的粉丝感到莫名其妙。匈牙利领事误将我当作那位女士的丈夫，当我进去时，他急匆匆向我走来，表示慰问的话挂在了嘴边。有些人在我开始演讲时就离去了。难忘而又令人欣慰的是看到乔伊斯坐在那里，抱着胳膊，镜片闪着亮光，身边是匈牙利足球队员。另有一次，我和妻子同他在莱昂家吃饭，晚上又作了一次非常友好的长谈。我记不得谈话的内容了，但我妻子记得乔伊斯问myod（俄语“蜜糖酒”）到底有哪些成分，每个人给出的回答都不一样。在这方面，标准英语版《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个不可思议的错误：在描述佐西马家的晚餐桌时，译者滑稽地将“Médoc”（按原版俄语音译），一种俄国人很欣赏的法国红酒误读为medok，即myod（蜜糖酒）的缩略形式。这会很有意思，如果当时我跟乔伊斯说到此事，但不幸的是，我十年后才读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那个英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