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死的肉身（第39/46页）

因此我对她说：“让我和你一起去医院好吗？如果你要我去我就去。我坚决要去的。你实际上很孤单。”她说她要再想一想。她说，“你有这份心真好，但我还不知道。我不知道做完手术后我是否想马上见你。”她大约凌晨一点半离开我这里；她来时大约是八点钟。她没有问我将怎么处理她要我拍摄的这些照片。她没有要我给她寄洗出来的照片。我至今还没有把它们冲洗出来。我现在很想看看这些照片。我要把它们放大。我当然会给她寄一套去。不过我得找一个我信赖的人冲洗照片。我本该在很早之前，当时我也有兴趣，就学会怎么冲洗胶卷的，但我从没学会。学会了是很有用处的。

她现在该去医院了。我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她的消息。自三个星期前见过她以后，我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我想要有吗？你认为我想要有吗？她跟我说过不要与她联系。她不想要我更多的东西了——这是她离开时说的话。我只是一直守着电话，怕错过她的电话。

自从她来过之后，我自己倒一直在给我认识的人打电话，给医生打电话，尽力找到治疗乳腺癌的办法。因为我一直觉得这种病的治疗程序是先外科手术然后化疗。她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担忧——我一直在想，对她的病情我有些不了解。现在我知道先化疗也不是完全没有听说过，而且对于局部先发的乳腺癌这还是一种先进的治疗方法，但问题显然在于，这种治疗方法适合于她吗？她说有约百分之六十生的机会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只有百分之六十呢？是有人告诉她的还是她自己在什么地方读到的，或是因为害怕她自己杜撰的呢？或者是他们出于虚荣心而打赌说她能长时间活下来。也许这不过是对震惊做出的一种反应——十分典型的反应——但我还是禁不住想她在叙述这件事时瞒住或漏掉了点什么，或是她没有告诉我或是她自己也没有被告知……不管怎么说，那是她的叙述，我听到的就是这些，而直至现在我还没有听到更多的消息。

她大约是在凌晨一点半离开我的，在新年光临芝加哥之后。我们喝了点茶。我们喝了一杯葡萄酒。应她的请求，我打开了电视，我们观看了新年怎样从澳大利亚开始又横扫亚洲和欧洲的重播节目。她略微有些伤感。叙述着她的人生故事。关于她的童年。她还是小姑娘时她父亲就带她去剧院观看演出的事。她讲了一个关于花商的故事。“上星期六我和妈妈一起在麦迪逊大街买了一束鲜花，”她告诉我说，“那花商说，‘你戴的帽子真好看！’我则说，‘我戴着它是有目的的，’他懂我的意思，他脸红了向我道歉并免费送了我十二朵玫瑰花。所以你知道人们是怎样对待一个处于危难中的人的。他们不知道该干什么。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或干什么。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你，”她说。

我有什么感受？那天晚上感到的最大痛苦是看到她一个人孤伶伶地躺在床上极为恐慌的情景。为死亡感到恐慌。而现在会发生什么事呢？你怎么认为的？我猜她不会叫我和她一起去医院的。我提出陪她去医院她听了很高兴，但真的到这个时候，她会和她妈妈一起去医院的。大年夜她也许只是发狂了，因为受邀要去参加聚会，她感到痛苦害怕；又因为要孤单一人度过，她感到痛苦害怕。我认为她恐慌的时候也不会打电话给我的。她需要我的提议，但她不会将它付诸实践。

除非我错了。除非两三个月后她来我这里说她想和我睡觉。和我而不是和一个年轻些的人，因为我老了而且不尽如人意。和我是因为，尽管还没有到老朽之龄，但是那正在腐烂的肉体是不能再如我健身房里的那些设法没在罗斯福上台前出世的男人们掩藏得那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