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辉（第4/5页）

没有矛盾，没有痛苦，假如真能永远如此，该是多么美好的梦！忧郁也好，痛苦也好，是不该属于一个刚刚走进社会的对信仰对未来充满浪漫情感的年轻人。可是，在我看来，没有了忧郁，没有了痛苦，一颗透明的心，一种单纯的感情，又怎能去感受丰富复杂的现实呢？

巴金后来未能像早年那样继续全身心投入政治活动，而是转而走上了文学之路。于是，他为此感到痛苦，于是，他几乎无休止地自责。自创作第一部小说《灭亡》起，他就陷入了极度矛盾的痛苦之中。理想与现实、爱与恨、思想与行为、理智与感情，等等，一对对冲突折磨着他的灵魂，他又将它们化为文学形象，他自责，抱怨，他把当一个文学家视为自己人生的一个失败。他甚至将这一切归于他的忧郁性格。1933年他便说过这样的话：

“我的一生也许就是一个悲剧，但这是由性格上来的 （我自小就带了忧郁性），我的性格毁坏了我一生的幸福，使我在苦痛中得到满足。有人说过革命者是生来寻求痛苦的人。我不配做一个革命者，但我却做了一个寻求痛苦的人。我的孤独，我的黑暗，我的恐怖是我自己找寻来的。对于这我不能有什么抱怨。”（《新年试笔》）

每次见到巴金，我都会想起他对自己的这种自责，我真想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错了。你的忧郁性，你的性格并没有毁坏你的幸福。”我觉得，他自己可能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性格这种痛苦对他本人，对中国文学和社会意味着什么。他也没有自觉地去比较，这种痛苦与早年那种热情、单纯、幸福，哪一种更有意义。我看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上的痛苦，他的小说，他的文字，才会那样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因为生活中，人们原本就有着各种各样精神上的痛苦。读《爱情三部曲》，读《家》，读《随想录》，不同时代的读者，都会从中找到感情的、思想的共鸣。如果说一个人的幸福不只限于个体，而是应将之置放于更为广泛的范围来理解，那么对于巴金，有那么多的人能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启迪，得到安慰，也包括得到美的享受，并且因这些文字，人们而敬仰他的人格，这不就是真正的幸福吗？他没有实现成为理论家政治家的愿望，但却完成了一个文学家、一个思想者的跋涉，通过由忧郁和痛苦而升华的思想情感，获得了一种他未能预料到的、永恒的精神幸福，冰心所说的“他痛苦的时候也就是快乐的时候”，是否就是我所理解的这种含意呢？我没有问过她，但想必有相通之处。

不过，我自己也时常陷入一种理性的感情的矛盾。从理性上说，我信服上面那些我对巴金的幸福的表述。可是，当坐在巴金面前看着他苍老的面孔时，我又深深同情起这位老人。我不由发出这样的感慨：活得太累，太不潇洒，太不超然。

从年龄来说，文革之后他本可以早早将忧郁和痛苦忘掉，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完全可以由别人来做。他也不必做那么多的恶梦，在梦中，在梦醒后揪住自己的灵魂询问，做那么多忏悔和解剖。小小文坛有多少丑的恶的卑鄙的无聊的人与事在人们眼前表演过，人们怎么会去在乎他这个并没有失去善良和正直的老人，曾经有过的那些小小过失。他那种身体，那种在文革中失去妻子之后的心境，本该让清风、阳光、鸟鸣来慰藉，安度一个平稳轻松的晚年，何必再让许许多多的从未间断过的误解和歪曲来折磨他的心灵。可是，性格就是这样顽固，它使巴金不能不在忧郁和痛苦的驱使下，重又走文学的路，思想的路。有这祥的性格，有这样的思想，人只能活得如此之累。

我最近一次到上海，是在1991年的10月，北方已是深秋，每天早上起床走到窗前，都能看到一夜间地上又洒满了落叶。上海还没有这种萧瑟，巴金的庭院里，小草依然青青，阳光照在身上，尚觉得有些暖融融的。在上海的那些天里，虽然见到他好几次，但基本上没有像过去那样采访他，与他长谈。在见到他之前，我刚刚读过他写给在四川举行的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又一次强调说真话。他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