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辉（第2/5页）

后来见到他、同他交谈的机会多了，每一次过后，我都觉得仿佛对他的理解又加深了一些，虽然实际上并非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对他的印象更深切了。我发现，虽然时而他也会开心地一笑，但总体来说他的严肃是一贯的，不管是讲话还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沉思好像是他的表情的主要色调。那些年，正是他一篇篇发表《随想录》的时候，作品中所表露出来的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带着浓重的挥之难去的忧郁。每当读到那些文字时，我总要假设地去体会体会他内心的痛苦。这些从文字中感受出来的忧郁和痛苦，当坐在他面前时，我觉得完全可以从他的表情、他的声调，甚至目光那里得到印证。在他的客厅里，我见过一尊他的雕塑头像，从那上面我感觉到有一种痛苦沉思的美。我认为那尊头像捕捉住了巴金的精神形象的特征。1982年，思和与我合作写的《巴金论稿》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我请丁聪先生为封面画过一幅巴金的肖像画，在丁聪的笔下，巴金也是一种痛苦地沉思的神情，我以为它也准确地突出了我所理解的巴金的特点。

我的印象中，就表情的严肃和凝重而言，唯一和巴金有所相似的是胡风。一些年过去了，胡风的影子在我的脑子里依然清晰，我和他散步谈话时的一个个场景也依然清晰，但他那时的生命中同样决然没有清风或鸟鸣。他总是严肃着，满脸凝重和倦容，似在思考，又有些像是茫然。如果不是回答问题，他几乎总是保持着沉默。我想，那是因为他是一个理论家，一个痛苦的思想者，受了太多的灵与肉的折磨。几近垮掉的身体和神经，已经使他来不及也不可能对历史对人生作深刻的思索了。

巴金应该说是幸运的。他赶上了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他能够思考历史和人生，能够把一段段业已遥远的流逝的岁月重新铺开在记忆中，用他那经历过文革的精神磨难而变得成熟的目光来加以审视，来无情反思，从而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又矗立起一座令世人仰视的高峰——《随想录》。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随想录》，后人该会怎样评说巴金？有一点大概可以设想，那时人们心目中的巴金，决不会是现在我印象中的这一个巴金。《家》和《寒夜》等固然重要，可以在文学史上光彩夺目，但是，若没有《随想录》，那该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一个残缺的“巴金”！以我的理解，只是因为有了《随想录》，巴金才完成了他的人生追求，一个丰富而独特的人格才最后以这种方式得以定型，并且与他早年希望成为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而做出的那些未能实现的努力，无意有意之中形成一个完美的连接。他影响读者影响社会的，不再仅仅限于文学人物或委婉动人的故事或强烈的感情共鸣，《随想录》的存在，以它的思想性社会性历史性而早已超出了文学本身的意义。

一次，我收到他寄来的《随想录》，现在我仍能记得当时的心情。看着他的签名，我想象千里之外的他如何颤巍巍地拿着钢笔的样子。那一瞬间，我的思绪飞得很远。这样虚弱的老人，这样发颤的手，却写出了几乎可以令许多人汗颜的巨作。我很珍爱地一页页翻开它，感到跳跃在字里行间的形象，不是一位老人，而是当年那个对生活对社会对理想充满热情的年轻的李芾甘。是的，他没有老，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爱依然那么强烈，他的思想依然年轻依然充满活力。这时，我更多的是将他视为一个思想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

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感情极其丰富极其敏感的人，这种丰富和敏感，决定了他不可能具备类似于大多数思想家所具有的那种必不可少的冷静甚至超然于外的态度。更何况他有那么多的忧郁，那么多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