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第7/9页）

我的第三件痛苦是生计的艰窘。我没有金钱的癖好，薪金的数目本来不放在我的心上。我到北京来任事，也明知在欠薪局面之下，生计是不安的；只为要满足我的学问的嗜好，所以宁可投入淡泊的生活。但近年以来，中央政府的财政已陷绝境，政费屡屡数月不发，就是发出也是“一成二，二成三”这般敷衍，连淡泊的生活也维持不下了。以前学生时代，我向祖母和父亲乞得些钱钞，常常到书肆里翻弄，哪知道现在自己有了职业，反而失去了这个福分。在研究上，有许多应备的参考书，但没有法子可以得到。例如《二十四史》，是研究历史的人何等切要的工具，以前我不能买全部，尚可搜罗些零种，现在连零种也不许问津了。有许多急需的书，熬到不可熬时，也只有托人去买，因为免得见了他种可爱的书而不能买时，害苦了我的心。有许多地方，在研究上是应该去的，但也没有旅行的能力。不必说遥远的长安，敦煌，于阗诸处，就是我研究孟姜女故事，山海关和徐水县两处都是近畿的这件故事的中心，并且是京奉京汉两线经过的，大约有了四五十元也尽够作调査费了，可怜想了一年半，还只是一个空想！

为了生计的不安定，要什么没有什么，一方面又受人的谴谪，逼得极好学的我也不能安心治学。有时到了十分困苦之境，不免想作了文稿出卖，因为我年来得了些虚名，稿子确也卖得出去，在这一方面未始不可救一点急。但一动笔时，又使我懊丧了。我觉得学问原是我的嗜好，我应当尊重它，不该把它压做了我的生计的奴仆，以至有不忠实的倾向而生内疚。然而学问的忠实谈何容易，哪能限定了一天写几千字，把生计靠在上面。与其对于学问负疚，还不如熬着困苦：这是我的意志的最后的决定。所以我虽困穷到了极端，卖稿的事情却始终没有做过几回。卖稿且如此，要我去讲敷衍应酬，钻营职务，当然益发没有这种的兴会了。来日大难，或者要“索我于枯鱼之肆”吧？

我记得我的幼年，因顽强而为长者所斥责，他们常说，“你现在的脾气这等不好，将来大了，看你如何可以吃人家的饭！”到二十岁左右时，我初见到社会上种种阢陧不安的现象，初知道个人的适存于社会的艰难，又读了些老庄的书，知道天真与人事的不相容，就很肯屈抑自己，对人装像一个乡愿。向我说我固执的亲族长者一时也称誉道，“颉刚很随俗了！”哪知道现在又抑不住我的本性了，只觉得必须从我的才性上建设的事业才是我的真实的事业，我只应当受自己的支配于事业的工作上，若迁就了别人就是自己的堕落。无论怎样受生计的逼迫，只是不仅溶解我的坚硬的癖性。看来我的长者斥责我的话是要应验的了！

我的第四件痛苦是生活的枯燥。我在社会里面，自己知道是一个很枯燥的人，既不能和人敷衍，也不能和人争斗。又感到人事的复杂，自己知识的渺小，觉得对于任何事件都不配作批评，因此我处处不敢发表自己的主张。要来呼斥一个仆人，和强迫我信从一个古人一样的困难。到了交际场中，又因与日常的生活不同，感到四周空气的紧张，自己既局促若辕下之驹，又怕他人因了我的局促而有杀风景之感。看着许多人在我的面前活动，只觉得他们的漂亮，伶俐，劈脱，强健，豪爽的可羡，更感到自己的干枯，寂寞，沉郁，拘谨的可厌，像一枚烂柿子的可厌。我自己知道，我的处世的才能是愈弄愈薄弱了。这种在旧教育之下和长日的书房生活之中压迫而成的习惯，恐怕已是改不掉的；并且这种习惯和我的学问事业不生关系，也没有立志痛改的必要。我所悲感的，是我的内心生活也渐渐地有干涸的倾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