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革命孤独(3)（第4/7页）

党人们不是常常这样说吗？

叶子因此觉得从女性中解放了出来，第一次感觉着安那其不仅要解除人类在歷史伽锁中有开「家庭」、「国家」、「民族」、「阶级」等等腐败堕落的观念，也同时连带地要将歷史加诸於性别上的差异与主从性质也一併解放了。

写这一篇小说时，我其实没有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我想很多读者对这一个领域相当陌生，原因之一是台湾在二次大战后，思想是被垄断的，缺乏不同信仰之间的辩论，在戒严时代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我高中的英文老师陈映真先生，因為翻译了一篇马克思理论的小序言，印给他的朋友，就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缺乏思想思辨的习惯。不如巴黎人在午餐、晚餐、下午茶时，谈到一个政治事件就能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甚至夫妻之间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当年参与学运的领袖都不一定拥有思辨的习惯。学运成功得非常快，大部分的学运领袖可能叁十出头岁就变成政府重要的官员，他们没有时间继续保有革命者的孤独，去酝酿对其社会理想进行思辨的习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一下子从受压迫者变成执政者，没有办法继续发展革命者的孤独感。

当我重读这篇小说，有一个待别的感触：一个社会裡的失败者角

色，其意义与重要性為何？司马迁的项羽、司马迁的荆軻，留在歷史上，使失败者知道他就是该扮演失败者的角色，使他能发言去对抗成功者，才有所谓的思辨。

对於台湾学运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我们会庆幸对一个保守到开始腐败的政权，在最短的时间内引起社会的反省与检讨；可是另一方面，新的力量立刻取代旧的，反而无法延续反省与检讨。所以在小说中，叶子怀孕后离开领袖，她好像发现了原来自己是因為爱上领袖的头发才变成安那其的党人，当她离开后，又开始穿起小碎花的裙子、蕾丝边的袜子，回復到受安那其主义批评為「小资產阶级」的小可爱女性形态，但她觉得，她还是要回来做自己。

我当时隐约觉得，如果革命者不是因為充分认识自己而產生的自觉，革命会变得非常危险。

佛学与革命的纠结

清代末年有很多动人的革命者形象，其中之一就是谭嗣同，他是康梁政变六君子之一。他是学佛的人，却走向激烈的革命，康梁政权失败，满清政府在逮捕党人时，他其实有充分的机会可以逃跑。但他对梁啟超说：「你一定要走，我一定要留。没有人走，革命无以成功；没有人留，无以告所有曾经相信这次革命的人。」他决定扮演走向刑场的角色。

我相信，谭嗣同内心裡有一种空幻、一种虚无、一种无以名状的孤独，使其将佛学与革命纠结在一起。当他觉得生命是最大的空幻时，他会选择用生命去做一件最激情的事情，如同我在敦煌看到六朝佛教的壁画那些割肉餵鹰的故事，我想，那是非常激情的。

谭嗣同让我们看到一个孤独的革命者最高的典范吧！其性格延续到了共產党成立时另一个有趣的革命者：瞿秋白。台湾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号人物，他的书《饿乡纪程》在台湾也不容易买到。瞿秋白是一个学佛的文人，会刻印、写书法、搞诗词，但是他突然对文人世界的委靡感到不耐，决定出走，所以在一九一七年听到俄国发生革命时，儘管对俄国一无所知，他还是进了同文馆开始学俄文，然后坐火车一站一站慢慢到了俄国。《饿乡纪程》就是记录这一段过程，描述与他同行的清朝官吏在车上打麻将，和小太太玩得一塌糊涂时，他却在苦啃俄文，相信俄国革命成功了，中国革命也一定能成。

我们看到一个学佛、浪漫唯美的文人，却是最早翻译共產党宣言，把共產党最重要的一首歌〈国际歌〉翻译為中文（原来是法国巴黎公社的歌曲，后来译成各种语言為全世界共產党党员所传唱）。瞿秋白回到中国以后，就变成共產党的领袖；但他终将成為《史记》裡的失败者。在他成為领袖后，他突然发现自己不是一个领袖，他是爱美的、他是柔弱的，他也闹出了一些「传闻」，听说他和沈从文、丁玲、胡也频等人在一起时，共產到连婚姻爱情都共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