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革命孤独(3)（第5/7页）

八一年我在美国见到丁玲，曾经亲口问他这件事，她矢口否认。不论传闻真假，革命者之间的感情原本就是世俗之人难以理解的。

胡也频后来被国民党槍杀，丁玲被安排化装成一名农妇连夜送到延安，蔡元培和瞿秋白都是保护她北上的关键人物。后来在剿匪时期，瞿秋白因為领导无力在福建被抓，关在长汀监狱，这时候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作品，后来在八○年代由香港明报登出，叫做《多餘的话》，这是他临终前的作品。

现在谈瞿秋白很少人知道，在台湾他是一个共產党，在大陆他则被当作共產党的叛徒，就是因為他写了《多餘的话》。在《多餘的话》裡，他谈到自己根本不适合作為共產党，更不适合当一名领袖，他无法拋弃内心对唯美的追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饿乡纪程》和《多餘的话》这两本书，就能看到瞿秋白从坚定的信仰到信仰的幻灭，竟有这麼大的落差。我想，如瞿秋白一样的人，将来都会是新《史记》裡的重要角色，他们都是矛盾人性的组合，在整个时代的变迁中，其丰富的性格是最值得书写的。

瞿秋白最后要槍决时，行刑者要求他转身，他说：「不必。」就面对着槍口，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结束生命。他留下一首诗：「夕陽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一个共產党领袖最后写出来的绝命诗，根本就是一个高僧的句子。

从谭嗣同到瞿秋白，他们都是失败的革命者，后面继承的人或许成功了，但就像《史记》裡的刘邦，成功的人不会可爱，可爱的一定是这些失败的孤独的人。

文学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边缘的东西，不一定是在当代论断。包皮括

我自己在写〈安那其的头发〉这篇小说时，我一直在想着从清末民初到现代学运革命者之间纠缠与复杂的关系。

如果还有文学‥‥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美丽岛事件？我当时从垦丁到高雄，正好遇到这个事件，捲入事件的人有很多是认识的朋友，包皮括小说家王拓。王拓的父亲和哥哥都是渔民，相继丧生海上，他在小说裡写八斗子家族的故事，却在那个年代被套上「鼓吹阶级革命」的罪名受到挞伐。我刚从法国回来，天真烂漫，就写了一篇序支持他，因此被大学解聘。这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过癮－－我為自己相信的东西，做了一个无怨无悔的选择。

王拓是当时的受压迫者、失败者，原本怀抱一个苦闷的梦想，為渔民的悲苦发声，使人相信文学应该要涉足生命的领域，但是今日的文学，如果还有文学，它的触手应该伸向何方？

前阵子，我打开电视看到两个人，一个是王拓，一个是诗人詹澈。詹澈在台东农会，是二○○二年农渔民大游行的总干事，我在编《雄狮美术》「乡土文学」时认识他，向他邀稿，当时在服兵役的他每次放假就会穿个军装跑到雄狮的办公室来找我，我们会一起谈他写的诗。后来他娶了女工叶香，回到台东从事基层的农工运动。在电视新闻裡，我看到王拓和詹澈同时出现，前者代表执政党，后者是民间的声音。看到这个画面，我有一种好深好深的感触，他们都是我非常好

的朋友，可是目前他们代表的其实是两种对立的角色。

这个社会当然需要不同的角色，也必须要有「务实」的人，可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的对比立刻反映了角色的荒谬性。

二○○二年的选举，我看到选前宣布退选的施明德，想到在美丽岛事件发生时，我天天急着看报就想知道他有没有被抓到？他一直在逃，就像一个小孩子与一个巨大机器的对抗，他的逃亡变成我的一种期待，我好希望他不要被抓。我想如果我要写新《史记》，我该如何定位这一号人物？他究竟是一个荒谬的过气人物，沾带着一个被人嘲笑的梦想，还是代表一个巨大梦想破灭后孤独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