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第4/7页）

“果真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啊。”我低语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这样的怪话，而且说出的每个字都极轻柔，仿佛不带一丝气息。警长正在我身后整理绞索，可声音却像是来自大厅的远处。然后，就听他轻声对我说，仿佛隔着无底的深渊：

“我听说有这么个人，”他说，“坐气球到高空观察气象。很有魅力的一个人，就是不怎么爱看书。他们不停放绳子，直到他完全消失了踪影，连望远镜都看不见。然后，为保证第一流的观察，他们又放出十英里长的绳子。等到了观察的时限，再把气球拽下来，一瞧，篮筐里的人不见了。后来到处找，也没找到尸体，更别说活人。”

听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昂头站着，两只手仍搭在木栏杆上。

“不过，他们倒挺聪明，两星期后又把气球放上了天。这回拽下气球，再一瞧，那人竟然就坐在篮筐里，而且据说毫发无损。”

这时，我又发出了一点声音。我能听到自己在说话，就像在公众集会上，你既是主讲人，又是旁观者。警长的话我全听见了，也全听懂了，却毫无意义，正如耳边这些经久不息的清晰的声音——远处水鸟的鸣叫，微风吹来的瑟瑟声，水落山崖的轰鸣声。很快，我将堕入尘土，追随逝去的人们，然后，或将脱胎换骨，破土而出，忘却人世间所有的烦恼。也许会变成四月里凉爽的风，江上汹涌的波涛，又或者融入那亘古而完美的青山，据守在湛蓝的天际，留存在人们的心底。也许会变成比较小的东西，譬如在昏黄而令人窒息的一天，变成草丛里的一点动静，变成偶尔出来觅食的动物。甚至在区别晨夕的不同当中，在白昼已经完满而成熟的声色与气味中，都可能有我永恒的存在。

“于是，大家就问他去了哪儿，遇到了什么情况，可他却三缄其口，只是像安迪·加拉那样狂笑，然后回家闭门不出，让他母亲对外说，他不在家，不见客，谢绝一切宴请。这让当地人很恼火，情绪一度高涨到了失控的地步。于是，他们私下开了一次会，除了那家伙，其他人都到了。会议决定，第二天大家都带上猎枪，闯进那人家里，把他绑起来，拿烧烫的火钳吓唬他，要他老实交代，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瞧这社会秩序，多好啊。这是对民主自治的无情控诉，是对地方自治[46]的绝妙注解。”

又或者，我会投入水中，漂流到远方，融合太阳、光线和未知的水分，变成异乎寻常的东西。大千世界有各种液体和水汽，存在于各自永恒的时间里，无人察觉，无人了解，只在其本原而莫测的神秘中才有意义，只在其盲目而无情的浩瀚中合乎情理，只在其实在的抽象中变得无懈可击。说起这种事物的内在特性，我的一生也许正是它最精华的核心。也许，我属于一座孤独的堤岸，又或者就是那绝望的怒涛。

“可哪知道，当天夜里下起了暴雨，风呼啦呼啦地吹，把树都给吹倒了。马路上到处是折断的枝条，块根作物被吹得东倒西歪。第二天早上，一群壮汉跑到那人家里，往床上一瞧，竟然是空的。打那以后，再也没见过那人的影子，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穿着衣服的还是光着身子的。于是，一伙人又回到放气球的地方，发现风早把气球吹上了天，吹到云层里，看都看不见，轱辘上就剩一条缆绳在晃荡着。于是那些人扯住绳子，扯了八英里长，放下篮筐一瞧，又是空的。大伙都说，那人坐气球上了天，再没下来过，可这终究是个不解之谜。那人名叫奎格利，据说是弗马纳[47]人。”

警长的这些话是从各个方向传来的，因为他一直在忙活，忽左忽右，忽而又爬到梯子的高处，去固定绞架顶上的吊索。他的存在似乎主宰了我身后的半个世界——他的声响、他的动作——充斥了最最遥远的角落。而我面前的那半个世界，则被赋予了或明晰或圆润的轮廓，而这恰好与其性质相符。身后的半个世界黑暗、邪恶，空无一物，只剩那居心叵测的警察正在耐心、礼貌地安排着我的死亡。此刻，他的工作即将结束；我眺望前方，发现视力正在衰退，远处几乎看不清楚，近处也已变得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