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春 琴（第11/26页）

“说句真心话，我后来遇到过的那些女人，包括两个莉莉，没有一个及得上曼卿的一个零头。”

儒里赵村决定拆迁的那阵子，得到消息的村民们连夜在新田里栽种果树和茶树，巴望着日后跟赵礼平谈判赔偿款时，手里能够多一些讨价还价的筹码。如今，这些梨树、桃树和杏树长得一人多高，蔚然成林，树上挂满了累累果实。田埂上移栽的那一畦畦茶树，也都抽出了一丛丛的新叶，可惜无人前来采摘。同彬摘下一颗毛桃尝了尝，说又酸又涩。我们小心翼翼地拨开横七竖八的树枝，在茂密的果林中穿行。风从头顶上呼呼刮过，除了很远的地方传来了泄水般的车流声，四下里一片寂静。

同彬忽然转过身来望着我，诧异道：“既然他们费了半天的劲，把整个村庄都拆掉了，这么多年来，这块地方怎么也没派上用场，不管不问，任其抛荒？”

其实，我也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说，赵礼平的资金链出了点问题。他的摊子铺得太大了。我还听说，当地政府的负债也已经超过千亿元之巨，“这块地，也许还得一直这样荒下去。”

提到赵礼平，同彬告诉我，他们曾在北京的一个订货会上见过面。也许是久未谋面的缘故，同彬当时心头一热，把“打死我也不搭理他”这样的誓言丢到了九霄云外，远远地叫了礼平一声。赵礼平似乎没听见，他没回头。于是同彬又叫了一声。赵礼平终于止住脚步，慢慢转过身来，一脸恼怒地对他说：“你叫什么叫？就像我不认得你似的。”随后，“他连手都没跟我握，就在一帮小喽啰的簇拥下走了。那么，他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认出我是谁了呢，还是没认出来？”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不能帮他做出判断。这就是赵礼平。他的那点心思，你永远猜不透。

我们从果林里钻出来，太阳已经偏西了。便通庵仍在原来的地方。这座孤零零的破庙远离村庄，虽然看上去破败不堪，摇摇欲坠，却从当年大规模的拆迁中得以幸存。门前的那片池塘还是从前的样子，四周长着菖蒲和芦苇，一片油绿。池塘的一角甚至还可以看见几团荷叶，荷花杆高出水面之上，迎风摇曳，含苞欲放。便通庵往西，是一排低矮的红砖瓦房，那是大队当年的养猪场。墙上用白漆刷出来的“农业学大寨”五个字，在残存的夕照中依然清晰可辨。由猪舍再往西，就可以看到高定邦当年提议开挖的那条水渠。水渠两侧的大堤上，各栽着两排塔松，越过蓊蓊郁郁的松树的树冠，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城镇以及高速公路上矗立的广告牌。

早在一九七三年春天，随着从合肥来的三个知青在村里落了户，便通庵被改建成了一个四间的瓦房——三间宿舍，一间灶屋，外加一个简易厕所。

灶屋的屋顶坍塌了一块，灶台上落满了树叶和碎瓦，其他的部分基本上完好无损。透过朝北的窗户，可以看见冷杉林中蜿蜒东去的金鞭湾，它绕过远处村舍的废墟，一直通往长江边的衰草连天的船坞码头。

付瑞香曾经住过的宿舍墙上，贴满了当年的《新华日报》。朝南的窗台上，搁着一盘蚊香，一包火柴，都积满了灰尘。原先搁床的地方，留下了两摞青砖，床板早已不知了去向。地上厚厚的尘土和纸屑中，还能隐约看见一只绿色的塑料凉鞋。同彬站在窗前，对着墙上的一张一九七四年的元旦社论，看得津津有味。他见我进屋，转过身来，朝我诡异地笑了笑，问我知不知道他当年也对小付害过一阵子相思病，“毕竟是城里来的姑娘，一举一动都让人看着眼热。她穿着雪白的衬衫，草绿色肥大的军裤，那样子，我怎么也没看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