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知毁灭纪事（第10/12页）

我们且在这样的道德焦虑前伫立思索：小说家能否转换决定论所预铸的灾难——起码转换面对现实的态度和观念？左拉《小酒店》里的一个角色——殡仪馆工人（他的职业可以让我们想起在解剖课堂上的伦勃朗，一个对真实死亡无能为力、只能从旁记录的“秘书”）巴苏歇说：“一个人做工的时候，轮子上不能不上点儿油（按：指酒）。”在这里，《小酒店》里的酒成为关键性的隐喻，它仿佛是纾解现实灾难的灵丹妙药：麻醉剂——无疗效一如文学作品。但是，另一个工人古波为这种麻醉剂提供了脱逸于决定论的存在性：

工人没有酒便不能生活。挪亚爸爸在开天辟地的时候种葡萄，本来就是为了锌工、裁缝和铁匠的呀。葡萄酒可以洗肠胃，可以使疲劳的身体得到休息……再说：你喝足了酒开心的时候，虽然国王不是你一家人，但巴黎就像属于了你一样。工人虽然没有钱，被资产阶级藐视，但也有他自己的许多乐趣。人们纵然责备他时常求得一醉，而他唯一的目的只是要使生活愉快。

作为文学作品的隐喻，酒除了“使生活愉快”之外，后面还有一套目的论（Teleology）的强大逻辑：它整个扭转了决定论里宰制与被宰制的地位。

早在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的体系里，目的论已经是之前许多原始民族单纯信仰的成熟论证。亚氏认为，一件事物的本质就是其所要实现的目的（就像原始人将自然界的种种现象解释成它最终成就于人类生活之所需一般）。这套论证正好是决定论的对立面，它也“穿越时间”，“改变了对存有的解释”。目的论认为，事物最终所完成的目的和结果反过头来决定了它最初的本质。应用在生活上，夸大的目的论常常透显出一种荒谬的情调（如伏尔泰〔Voltaire/Francois Arouet, 1694—1778〕的嘲谑语：人的鼻子就是为了戴眼镜而生的）；就如同《小酒店》里的工人古波所持之说：挪亚种葡萄就是为了使19世纪末巴黎贫民窟的锌工、裁缝和铁匠能喝酒。以哲学用语来说，将“目的因”拿来取代“动力因”，决定者与被决定者便扭转易位。

小说家的道德焦虑——那个书写者被决定论宰制、书写对现实灾难之无能为力的处境——虽未真正改变，但是，充满灾难的现实（有如挪亚种的葡萄一样）不得不在时间的牵引下奔赴其目的因，进入作品（或者肠胃），“让生活愉快”一些。

无所不用其政治

对公共事务有更多参与机会（理解及涉入政治）的近代人自19世纪末以来便仿佛日渐其深，也日渐其久地“受浸”于书写公共事务的仪式（阅读及制造媒体），文学——尤其是小说这个大量负载叙事任务的体制，也更常被解释成期待成要求成这仪式的一部分。

也许连左拉亦难以想像和估计，他的文学意见同时缩减了也膨胀了他的信徒在真实这个语词上的宽容度，以及在政治这个语调上的解释力。追随左拉想法的人面对真实这一语词的时候，着魔似的以科学实验的准确性为测量标准，而放逐了其他研究方法所能探触的真理；另一方面，人类亘古以来的巨大灾难（包括个人之难以豁免地走向死亡毁灭），也都可以透过政治人物、阶级、事件和制度所呈现的不公不义来得到答案——《小酒店》中的热尔维斯不是先因资产阶级此一“他者”之压榨而过着艰苦悲惨的生活，又因社会环境此一“他迫”之诱惑而终至堕落毁灭的吗？

即以小说发展来看，左拉的影响更不止及身而已。在《实验小说》（Le Roman Experimental, 1880）出版前，“左拉主义”已造成对某一文类的重大颠覆。笔者曾在《时间凝结的孤岛——乌托邦小说与小说中的乌托邦》一文中指出：“地理大发现时代对异地异国的玄想寄托到了19世纪末期变成索然的悬望。没有谁会再相信：这个地球上还实存着一方未经发现的乐土和净土。从而乌托邦不再是遥远异俗的某种，而被移置到了未来。”此文所未及言明的部分是：左拉的意见在乌托邦小说这个类型上所造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