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决知识的疆界（第4/6页）

πΙΣΤΗΜΗ的意思是“I' m standing on somewhere high.”——“我站在高处”。在一般通用的英文中，它被译为“science”，中文是“科学”。但是，如果仅以原先的πΙΣΤΗΜΗ按之，我宁可将之视为“学问”；πΙΣΤΗΜΗ同时也是另一个英文字“epistemology”的字根。“epistemology”：“知识论”、“认识论”。

“我站在高处”。πΙΣΤΗΜΗ，一个站在高处的词。人们将之视为科学，乃是因为科学这个词的意义曾经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被赋以先锋、基础且可信的地位。但是不要忘了：πΙΣΤΗΜΗ站在高处的隐喻。那是一个必须冒险的位置；站在高处，可以看见他人所未及见的事物，而所谓冒险也正在这里：当站在高处可见人所未见者之时，也就等于站在人所及见者的对立面，也就可能站在所谓真理的对立面了。

必须在疆界之上、之外

站在几乎可以触怒所有中国人的对立面上，我必须说：中国是个普遍欠缺πΙΣΤΗΜΗ的国度。这不只是一个语源探索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化内容的问题。“学问”，即使在未遭腐儒累世误解的孔子那里，也从未产生过“我站在高处”的僭越冲动。孔子是个典型的文化悲观论者（Cultural Pessimist）。文化悲观论者的积极力量正来自他将自我放置在（一假想的、图像性的）谷底，历史则犹如一顺时摊向谷底又终将在通过自我（的影响）之后推向新的高峰的卷轴。是以于主流儒家所引出的儒家主流导向下，中国的“学问”从未在知识阶层的主动考掘中“站向高处”、冲决知识的疆界。孔子前瞻“三代”——中国信史上最初的三个分裂的王朝，后望“大同”——个最终能回归三代的理想世界；他在谷底。以创建一套权力与知识互哺互馈之建制的平民化教育家来说，孔子其实已经是他那个时代的前卫；讽刺的是：他却示范了一个长达两千四百多年的“我不在高处”的文化传统。

然而高处并非空无一人。一个从来无法在实践力或影响力上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学派——道家（它所引起的误解和曲解不比儒家少）出现过。较可信的史料声称：被冠以道家创始者的老子曾经是孔子“问礼”请益的对象。不过在留下将近五千字支离破碎的哲学散文《道德经》之后，老子神秘地消失在周朝西北隅的版图上；这一自我放逐显然可与老子个人的思想及支离破碎的文本相互印证。老子终极的“弃绝语言”行动是从中国的知识疆界上消失、出走。所谓“绝圣弃智”，彻底与“学问”断离。老子是中国第一位使用辩证法（如“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质疑整个文化内容存在性的思想家。从经营文本书写的结构之中瞻望他杳逝的背影，我们会慨叹他诞生得太早，又隐遁得太远了。

就在老子迤逦漫漶的背影所及之处，中国有了它第一位小说家——庄子。遗憾的是：伟大的历史学者为了“抬高”庄子的地位而一直将他放置在道家的型录之内，这样做其实是对“道家”（它根本不屑，也反对成为一个“学派”）和庄子的双重误会。

庄子，一位狡黠的思想家，一位小说家。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量创作的具名著述者，在整个春秋时代（东周前期），乃至夏、商以迄西周的千年史上，也是第一个说故事的人。我们很难用近代的、西方的绳墨来标定庄子的角色，因为他的作品比“一个首尾完整的、虚构出来的而又能反映人生与现实的故事”更自由而丰富。我们可以读出《庄子》的哲学（这是庄子其人的作品中最被曲张夸大的部分）、寓言、谈话录（显然是伪造的谈话录）、札记、神话、历史（必然是伪造的历史）——当然还有一般人惯称的故事。虽则今存的《庄子》的确有其版本学上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却丝毫不影响《庄子》作为一部小说集的定位。庄子本人也必有其文本书写的自觉——尽管在他那个时代尚无“小说”此一词汇、尚无“小说家”此一头衔，但是，这也丝毫不影响庄子创作时有意翻改体制（如：对孔子《论语》的仿讽〔parody〕）、窜写史实（如：捏造尧、舜等历史人物的身世）、营构神话及动物寓言……的自觉。庄子的自觉是小说家“站在高处”的自觉；他在冲决出一个知识的新疆界。这个疆界是：在所有必须正襟危坐、道貌岸然以尊之敬之惜之奉之的“学问”之外，另有论述，另有值得书写的文字，另有足以唤起读者异于尊敬惜奉之情的作品，即使用来骂人。庄子当然也是第一个用文字（故事）“影涉时人以泄私怨”的作家。在一则类似禽兽寓言（beast fable）的故事中，庄子和与他同时的“名家”（辩者、逻辑论者）惠施的名号都现身登场，成为角色。角色“庄子”对觊觎他可能会抢夺禄位的角色“惠子”表示：“庄子”就像凤凰——一种“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珍禽；当凤凰飞过时，一只乌鸦为了护卫它口中叼着的一块腐肉，急忙向凤凰发出“吓！”的恐吓之声。接着，角色“庄子”对角色“惠子”说：“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