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第4/6页）

但是沈曾植的话还没说完，他在“通乎今以为变”之后，还有另一半道理：书写篆字，必须参之以古籀的笔法才能得其本质；书写隶字，又必须参之以篆字的笔法才能得其本质，这也有个名堂，叫：“通乎古以为变也。”他的结论非常明白，不过是：“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前一句话很好理解，后一句的“赜”字不常为人所用，根据《易·系辞上》孔颖达疏，乃“幽深难见”之义，通句就是呼应前句的“物相杂而文生”，而以为事物必须穿透种性类别，相须相濡，与化与共，才能够肌理邃密，涵蕴深沉。这个时候，我那禁忍不住的胡思乱想又来了，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道理“放诸四海”一番，说，若要写好现代小说，必须参之以古典小说的笔法才能得其本质。这话能通不能通呢？

沈曾植从钱泳的历史制高点上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风景。他对“天真”或者“人与符号、世界、意义的第一次联系”这一类的问题似乎完全没有兴趣。到了晚年，书法之于他，已经不具备也不涉及任何现实意义，现实世界的诸般外显价值也不能动摇他分毫。纯粹耽于书写之美，以及这个美的发现方式、创造方式、理解方式甚至评价方式；这些成了无外的追求、仅存的目的。他愿意戮力以赴的事，就在散原老人的诗中毕现：无论入耳与否，门前戛戛然而来、碌碌然而去，震撼户牖的客车之声何尝惊扰过我们的寐叟？他将自己埋在满床的书画字纸之间，并不觉得有什么欠缺，有什么拮据——“车轮撼户客屡过，签轴堆床公不贫。”

五

一转眼之间，我也已经步入这“楼屋深深避世人”的年岁，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地读帖、写字，乃至于以作古典诗为早晚课。生活中绝大部分安静独处的时候，仿佛重回八九十来岁上，总在亲近每一个我所接触的文字，而不再擘划着、向往着经营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偶尔兴起“我的主业好像应该是写小说”一念，总觉得不可思议。似乎生命中所曾念兹在兹的一桩大事业竟然可能是个误会。这觉悟——或曰非典型觉悟——的心情可以用一段对话来表现。

那是2009年9月间，我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在凛冽的北国秋风之中，我和一位相识多年的评论家走在夜街上，他告诉我他画水墨画已经很多年了，我听了吓一跳，有如发现日常熟悉的街坊店铺原来是一座黑道堂口，立刻追问了几句，他答得很地道，不是寻常那些偶触纸墨即称师号艺之流的人物，可他也反唇相稽，问了我一句：“你每天写古诗，还会回来写小说吗？”

“回来”二字用得多么无心而传神，而我的答复几乎是不假思索而出口的。我说：“真不知道这么多年以来写小说是为了我现在写旧诗而作准备。还是现在写旧诗是为了以后写小说而作准备。”

我的确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也没有回答任何关于写小说之允诺、使命或志业的问题。但是在那一刻，我猛然间想起了散原老人的《沪居酬乙盦》：“志怪应逢天雨粟，作痴聊博海扬尘。”真是奇怪，我几乎脱口而出问自己：怎么会想到这两句诗？

在民国遗老那里，这首诗的起句“楼屋深深”显然是自筑块垒如围城的一个象征，所避者不外就是“民国”——一个在遗老看来简直是无君无父、不忠不孝的修罗场。然而在我这儿呢？即使对人生社会时局世俗偶尔有些愤懑，偶尔有些枨触，偶尔有些不合时宜的侘傺，也犯不着拉开这么大一个排场，说什么“楼屋深深避世人”吧？可是，与我并肩走在秋风里的评论家说得不错——我是很久没有“回来写小说”了。不写小说，隐然有一种悻悻然的况味，像是有意无意同一个熟悉的自己不痛快，或者可以说是同这熟悉自己的世界不痛快。不痛快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