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尔·华纳德（第57/76页）

“只有变成小孩子，你才会进入天堂的王国。”埃斯沃斯·托黑说。

“谢谢你，埃斯沃斯。”朱尔斯·佛格勒说，“这将是我评论的要点。”

吉丁看着爱克和其他人，眼里满是热切。他们似乎很茫远、很纯净，他们全都知识渊博，远胜于他，但是他们的脸上是温暖的微笑，和蔼可亲的鼓励从里向外洋溢着。

吉丁品味着他们的伟大，那就是他来这里寻找的大家共同的精神食粮。在他们中间，他感到自己正在升华。在吉丁身上，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伟大。房间里形成了一个圈，一个封闭的圈。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了它，除了彼得·吉丁。

埃斯沃斯·托黑站出来支持现代建筑事业。

在过去的十年中，大多数新住宅都是忠实的历史复制品，与此同时，亨利·卡麦隆的原则在商业结构领域独占鳌头：工厂、办公楼、摩天大楼。那是一种苍白的、被扭曲的胜利，一种不情愿的折中：省略了廊柱和山墙，几段墙裸露着，像是为自己的这副尊容致歉——偶尔有点优秀——以经过简单化处理的希腊涡旋边收尾。许多建筑仿造卡麦隆的样式，但没有几幢了解他的初衷。他的设计唯一吸引主人之处在于其经济适用，他在这一点儿上成了赢家。

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其中以德国最为著名，一个新的建筑流派已经兴起了很长时间：它有四面墙，上方的平顶和几扇门窗。这被称为新建筑。从建筑规则中挣脱出的、卡麦隆为之奋斗的自由，对有创造性的建筑师委以伟大的新责任的自由，变得不再需要任何努力，甚至是掌握历史风格的努力。它变成了一套僵化的新规则——有意识地不胜任，有系统地创造贫穷，以极度夸耀的形式坦白平庸。

“建筑物创造了自己的美丽，它的装饰要遵守自己的主题和结构规则。”卡麦隆曾经说过。“建筑物不需要美丽、装饰、主题。”新建筑师们说。这样说是安全的。卡麦隆和其他几个人用自己的生命开拓了这条路。其他一些人，包括很多曾一直安全地复制巴台农神庙的人，发现了其中的危险，并找到了一条安全道路：循着卡麦隆的路，在他的引导下去寻找新的巴台农神庙，用玻璃和混凝土构筑的板条箱形状的更简单的巴台农神庙。棕榈树倒下了，菌类从中汲取营养，改变它，掩藏它，将它拉进平庸的丛林。

丛林说话了。

在《微声》专栏里，以“我和潮流并进”为副标题，埃斯沃斯·托黑写道：

我们犹豫了很长时间，才去了解被称为现代建筑的这种势不可挡的现象。对任何一个身为公众口味导师的人来说，这样的谨慎是必不可少的。经常，与世隔绝、违反常规的示威运动会被误认为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人们应该小心，不要赋予它们本不应承受的重要性。但是现代建筑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答复了公众的要求，我们很高兴地向它表示敬意。

向这次运动的先锋，诸如已故的亨利·卡麦隆提供识别标准是必要的。这场新的伟大运动的前兆，在他的某些工作里已露出端倪。但是像所有其他先锋一样，他仍然被过去遗留的偏见和他的中产阶级情感所束缚。他屈服于对美丽和装饰的过分迷信，因此，即使是他自己设计的装饰，和已定型的、属于传统形式的装饰相比，总是略逊一筹。

这场广泛的集体运动的力量将现代建筑完整而又实事求是地诠释了一番。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在全世界蓬勃发展——不是作为个人想象力的混乱，而是作为一条富有凝聚性、组织性的纪律。这一纪律制定了针对艺术家的严格要求。在这些要求之中，有一条是要使他自己服从他行业的共同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