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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史迈利再度思索，他的心思又飘向照片上的那个小鬼头。对方付费的电话热线持续不断，直到三天前；九个电话，总金额为二十一英镑，所有的电话都是从汉堡打给瓦拉狄米尔。但是，到底是谁打给他？从汉堡？谁？

突然之间，他记起来了。

在旅馆房间里的朦胧身影，那个笼罩小鬼头的巨大阴影，就是瓦拉狄米尔自己。他看见他俩并肩站着，都穿着黑色外套，巨人与侏儒。那间有着背景音乐与格子花纹壁纸的低级旅馆，就在希思罗机场附近，这两个外表极不相称的男人，飞到这里进行会谈。那是史迈利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他的职业身份在他耳中轰然粉碎。麦斯，我们需要你。麦斯，给我们一个机会。

史迈利拿起电话，拨了汉堡的电话号码，听见另一端传来一名男子的声音：只说了“喂”，非常轻柔的德文，接着就是一片沉寂。

“我想找狄特·法斯班德先生。”史迈利说，随口杜撰了一个名字。德文是史迈利的第二语言，有时甚至是他的第一语言。

“这里没有法斯班德。”同一个声音略微停顿之后冷淡地说，仿佛讲电话的人一面在与其他人商量着什么事。史迈利隐约听见背景里的音乐声。

“我是列伯。”史迈利不为所动，“我有紧急的事要找法斯班德先生。我是他的合伙人。”

又是一阵延宕。

“不可能。”一阵停顿之后，那个声音不客气地说——然后挂掉。

不是私人住宅，史迈利想，立即将他的印象写下来——接电话的人有太多选择。不是办公室，因为有哪一种办公室会播放轻柔的背景音乐，而且在星期六午夜还上班的？旅馆？有可能，但如果是旅馆，无论规模大小，一定会将他的电话转到接待柜台，而且多少都会以礼相待。餐厅？太鬼鬼祟祟，太戒备了——而且，他们一接到电话，不也一定会先报出名号吗？

别再勉强拼凑了，他警告自己。先收在一边吧。耐心。但时间如此之少，他又如何能有耐心呢？

回到床上，他翻开一本科贝特36的《骑马乡行记》，想要读，但他的思绪仍散漫地徘徊在其他重要的事情上——他对公民义务的体认，以及他对奥立佛·拉康所说的话，有多看重，或有多轻忽：“你的责任，乔治。”然而，谁又能真正听命于拉康？谁又能把拉康的只字词片语当成恺撒的令箭？

“移民进，移民出。两脚好，两脚坏。”他大声地自言自语。

史迈利觉得，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听到类似的顺口溜，似乎总代表了白厅政策的大转变；代表了自制，克己，永远是啥事都不做的另一个理由。他看着白厅的裙子缩短，又放长；她的皮带勒紧，放松，又勒紧。他曾经是目击证人，或者是受害人，甚至是情非得已的先知，见证着这一连串似是而非的狂潮，从单边主义，平行主义，分离主义，运作移转，迄至现今的整合，如果他对拉康最近的漫谈记忆无误的话。每一个新的主义，都被吹捧成无所不能的万灵丹：“现在我们可以克服一切，现在机器可以运转了！”但每一个主义都挥泪出局，只留下依旧混沌的英国。身处其中，回顾过往，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终此一生都是个调停者。他非常容忍自制，希望其他人也能自我节制，但却失望了。他在后面的房间劳苦工作，那些浅薄的人却把持了舞台。他们牢牢把持。要是在五年前，他绝对不会容许自己如此感情用事。但今天，平静地凝视自己心灵深处，史迈利知道自己不受驾驭，或许是无法驾驭；惟一能限制他的，是他自己的理性，与他自己的人性。他的婚姻是如此，他的公务生涯亦如此。我把自己的生命投资在制度上——他不带怨恨地想——而今我所留下的，就只有我自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