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第二春（第9/14页）

另一天晚上，我、亚当、她、莫·莫尼四个人一起吃饭，几瓶啤酒过后，我们开始用中文严肃地交谈。对话转到了天安门广场的民主示威，这在涪陵是个少见的话题。大部分人对1989年发生的事情没什么概念；涪陵有过小规模抗议，学生游行到了南山门，人们还听说了成都和北京发生暴力的模糊传言。不过，几乎没人了解屠杀的规模。少数例外之一是我的摄影师朋友柯先龙（音译），他认真收听了美国之音，知道外国媒体报道死亡人数至少有几百人。

他是我在涪陵认识的最不爱国的中国人之一。我在那儿的头一年，学生们对香港回归激动万分，他就表示了鄙视，将学生的激动归咎于他们的无知和不成熟。令我意外的是，他对民主运动也用同样的词评价。

“所有那些都很愚蠢，”我们谈起1989年学生运动时，他曾经对我说，“学生们批评的许多问题当然存在，但他们懂什么呢？他们怎么能领导国家？学生就是学生。他们丝毫不了解真实生活，因为他们还太年轻。他们还不成熟，也没像老百姓那样工作过，这意味着他们经常抱怨他们所不理解的事情。”

思考过后，我能理解他的观点，至少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国家由21岁的青年们作为自己的道德呼声，这绝不是什么好征兆。不过，中国的这一代21岁青年，居然对不到10年前发生的事情缺乏清楚的了解，这看上去很可怕。

莫·莫尼是党员，不过他并不抗拒这个话题，他没有否认发生过的事情，这也是政府的立场。他知道我的信息很可能比官方消息所说的更准确，争辩镇压的规模也没有什么意义。

“不过你得理解，”他说，“我对那时发生的事情无能为力。并不是因为我不在乎——我希望对那件事能有个交待。但那根本不可能，所以我能做的只是当个好学生，毕业后当个好老师。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很多方面，他让我想起了孔老师，他也是党员，有点理想主义色彩。他们俩都对体制最终能自己解决问题抱有信心，他们相信，这需要他们这样的人给予一定的宽容、耐心和忠诚。跟党的理论相比，他们对这种想法的信心更明确：他们这样的人可以——也应该——为社会做贡献，哪怕社会存在缺点。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民主的思路，或者，至少是对从现行腐败体制下发掘出尘封的民主的憧憬向往。他们无法接受彻底拒绝合作的想法。

琳达不是党员，尽管我相信像她这么有才华的人如果自己愿意的话早就入党了。我问她为什么不申请。

“我对入党没兴趣，”她说，“我从没想要入党，现在也不想入。我觉得我们在讨论的是重要的问题，也许有一天我能做点什么。但现在，这太复杂了。”

她平静地说着，我能看出她的回答和莫·莫尼的同样真诚。他们都置身事外，和我在涪陵认识的每一个人一样，但琳达和莫·莫尼的理由不同。莫·莫尼觉得，通过在最低层面参与一点政治，他能克服对更大问题的无力感。而琳达只是有其它事情要操心。她手里的牌已经够多了，其它事情都可以等等。涪陵的许多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两年后，我终于理解了原因。

这是个干燥，多尘的三月，到了最后一个周末，我去了乌江上游，一次远足。这和去年那次远足同一时间，同一路线。我一直喜欢乡村的四季变换，那是我个人的忠实惯例，到绿意盎然的春日河边野营，在三月的尾声。

我越过头两个山谷，到了涪陵梁堂铁厂。在过去一年里，那儿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现在我可以认出宣传牌上的汉字了：

勤奋——友好——服从

为遵守纪律而光荣

为破坏纪律而羞耻

三车矿石沿着山坡飞驰而下，工人们驾着一堆堆白色石头，又笑又嚷。我经过了去年的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