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第二春（第8/14页）

到秋天，亚当开了西班牙语课，导致事态更为复杂。很快，tonto（傻瓜）这个词和牙刷、“yahoo”一样变得无处不在，从教学楼顶讲到学生之家。我都有点为系里的干部感到难过了——他们被这些胡话搞得有多困惑，坏干部们怎样加班加点企图评估乔纳森·斯威夫特和西班牙傻话的政治风险，我只能凭想象了。他们很可能盼望我们赶紧带着这些古怪的词走人，不过那还得要好几个月呢，三门语言、一门方言还有巨大的潜力被滥用。

作为教师，我不再像第一个春天那样觉得不舒服了——那种孤独地站在全班面前的外国人的感觉，今年学生们也不会因为和我一样感到羞耻而低着头了。我很高兴地看到，终于可以和他们在课外聊天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既严肃又诙谐，一种中国式的完美。第一次，学校生活有了人情味，而原来时常让我觉得是既聪明又不幸的人质的学生们，现在在我眼中的形象也越来越完整。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是琳达，她不觉得自己需要个英文的姓。她也许是三年级学生中最聪明的，前一年，她曾经被提名为候选人，转学去位于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那可是比涪陵进了一大步，每年少数几个优秀学生被选拔出来转学到那里，意味着他们从此不会再被锁定在成为乡村教师的轨道上。不过，选拔的过程既讲政治，又任人唯亲，琳达没能通过走过场的体育测试，因为一名体育老师从大一就讨厌她。实际上，琳达是女生里体育最好的之一，这种不公平在英语系颇引起了些愤怒，不过大家都无可奈何——那名体育老师说了算。这是校园里肆无忌惮的恃强凌弱被屡屡容忍的一个典型例子，体育系的尤其过分。

琳达平静地接受了结果。她已经习惯了这种无助与坚强的结合——她母亲不久前去世了，那年春天，她父亲正在和癌症病魔搏斗。琳达和她妹妹春天都去看过手相，两次的命相都一样：你父亲很快就会去世。我和亚当认为这正说明人不应该去算命，我们也这么劝琳达。不过，琳达觉得她命中注定，所以平静地接受下来。那学期，她几次周末回家，但仍然保持了常态。即便她父亲病重的时候，她仍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

一天晚上，在图书馆，她让我看她的相册。看学生的相册总感觉很奇怪，因为中国人认为照片里如果没有自己就失去了意义。观看一本也许有50多张本人大头照的相册，就像是自恋癖突然大爆发，对于一个以谦逊闻名的民族，我总觉得这好比坚固铠甲上有个古怪的裂缝。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做出回应：看了50张年轻女士容貌的照片后你该说什么呢？

亚当的策略是看到每张照片都停一下，然后问道：“这是谁？”

“是我！”相册的主人回答。

亚当再翻一张。“这是谁？”

“是我！”

亚当发现这种例行公事好玩得不得了。他一来这招我就不得不离开办公室，以免我听到他第二十次提问后忍不住揍他。我没有他那种耐心，所以我客客气气地尽可能快速翻看了相册。照片都是标准的小姐姿态——经常是在公园里，很少笑；有时戴着帽子、化了浓妆、镜头用了柔化滤光片；拿着花，下巴朦胧地上挑，后背微微弯着。我用五分钟看完两本相册，看完后还给她，说，“很漂亮！”

“不，不算很漂亮”，她说，随后她笑了，“不过够漂亮了。”

我意识到她说的很准确——她是个漂亮姑娘，但没有漂亮到让人分神或是掩盖了她其它方面才能的地步。这是我在涪陵经常发现的那种实用主义的又一个例子，跟美国人相比，这里的人们更有能力冷静评估自己。通常，涪陵的人们会准确地知道自己手中有什么牌。琳达确实运气不算好，但她有她自己的天赋，她会尽自己所能用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