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四章（第6/9页）

在这个受罪的地方坐了一整天之后，有时我回到家中简直神志不清，头昏脑涨，瘫痪在沙发上，又累又委屈，不能再做任何工作，从事任何活动。我衷心怀念我那克鲁季茨的斗室，它那煤气和蟑螂，那站在门口的宪兵和门上的铁锁。我在那儿是自由的，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人打扰；那儿没有下流的谈笑和无耻的官吏，没有卑鄙的思想和粗暴的感情，有的只是死一般的沉寂和驱赶不散的闲暇。每逢我想起饭后又得上班，明天还得上班，心头就不由得充满愤怒和绝望；为了忘记烦恼，我开始喝葡萄酒和伏特加了。

有的同事还会“顺路”拐进我的屋里闲坐，聊天，直到规定的时间才去上班……

然而过了几个月，我在办公厅里的处境改善了一些。

时间长而力量均衡的迫害，不符合俄国人的性格，除非其中杂有个人因素或金钱利益。这完全不是因为政府不想把人置之死地，而是由于俄国人一向虎头蛇尾，敷衍了事。俄国当政诸公大抵粗野，无耻，暴虐，稍一不慎就会遭到他们的毒手，然而这种打击往往半途而废，持之以恒不合他们的脾胃，他们缺乏耐心，也许因为这么做，他们并无私利可图。

起先是心血来潮，一方面为了表示忠心，另一方面为了表示手握生杀大权，乱干蛮干，干了一会儿便逐渐松手，不加理会了。

办公厅里也是这样。那时内务部忽然发了统计狂，命令各地成立统计委员会，颁布了提纲，这份提纲恐怕在比利时和瑞士也是无法兑现的。提纲附有各种别出心裁的表格，要统计最高数，最低数，平均数，还有从十年的复杂情况得出的各项结论（而它们根据的资料至少是一年以前收集的！），以及道德评价、气象记录等等。对委员会和资料编辑工作，上面没有拨一文钱。做这一切应该是出于对统计的爱好，通过各县警察局进行，然后送交省政府办公厅整理汇总。但办公厅本来已经公事堆积如山，地方警察局又一向讨厌和平的理论工作，因此都把统计委员会看作无用的奢侈品，看作内务部在寻开心。然而又不能不提出工作报告，呈交表格和结论。

这件事成了整个办公厅的大难题，看来简直无法完成；但是谁都不敢表示异议，免得自讨没趣，受到申斥。我答应阿列尼岑编写绪论和开头部分，制定表格式样，保证栏目清楚醒目，有外文字，还有引文和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有一个条件：他得准许我在家中，而不是在办公厅干这项繁重的工作。阿列尼岑请示秋法耶夫后，答应了我的条件。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开端部分，由于目前没什么好谈，我谈了要求和计划。阿列尼岑看后，向我连声道谢。秋法耶夫本人也认为章法高明。统计工作就这么草草收场，不了了之，但是委员会却交给我负责了。从此我摆脱了抄写公文的劳役，我那位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科长几乎变成了我的属员。阿列尼岑只是考虑到规章制度，才要求我每天上办公厅坐一两个钟头。

为了说明认真的统计根本不可能，我不妨从县辖市卡依送来的表格中摘录几点。那里除了各种废话以外，是这么填写的：“溺毙者——二人；溺毙原因不明者——二人”，而在总数栏中写的是“四人”。在重大事故栏中记了下面这一则悲惨事件：“某某，市民，因食用烈性饮料精神失常，自缢身亡。”在居民的道德面貌一栏中写道：“卡依市内并无犹太人”。对于有没有拨款修建教堂、市场、养老院的问题，回答是这样的：“为修建市场拨款——没有”……

统计从办公厅的劳役中拯救了我，却在我与秋法耶夫的私人关系上引起了不幸后果。

有一个时期，我很讨厌这人，然而这早已过去，何况这人已经去世；他是1845年前后死在自己的喀山庄园的。现在我对他并无仇恨，在我的记忆中，他只是森林中的一头野兽，我们应该加以研究的一种特殊动物，但大可不必因为他是野兽而对他生气。当初我不得不与他斗争，这是每一个正直的人所不可避免的。机会帮助了我，要不他会害得我走投无路；但是为了他没有干成的坏事而耿耿于怀，是可笑的，也是不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