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四章（第8/9页）

从科纳尔斯基27开始，波兰人已完全改变了对俄国人的看法。

一般说，流放的波兰移民没有受到欺压，但没有财产的人，他们的物质状况是可怕的。政府发给这些人每人每月十五纸卢布，这点钱得付房租、衣食和烤火费。在比较大的城市，如喀山和托博尔斯克，可以靠教书、开音乐会、在舞会上演奏、画肖像、办舞蹈训练班等等，多少挣些钱。在彼尔姆和维亚特卡，这些办法就行不通了。尽管这样，他们从不向俄国人乞求任何东西。

被秋法耶夫请到他那西伯利亚式酒席上吃大鱼大肉，对我是一种真正的惩罚。他的餐厅与他的办公厅是一路货色，只是形式不同，少脏一些，但更鄙俗，因为它披上了一件亲善的、而不是暴力的外衣。

秋法耶夫对自己的客人都了如指掌，他瞧不起他们，有时甚至翻脸不认人，通常对他们的态度也像主人对自己的狗一样：有时过分亲热，有时又蛮不讲理，失去一切分寸。尽管这样，他还是邀请他们吃饭，而他们怀着又怕又喜的心情去赴席，在那里低声下气，吹牛拍马，巴结奉承，赔尽笑脸，真是丑态百出。

我为他们脸红，为他们害羞。

我们的友谊没有维持多久。秋法耶夫很快就猜到，我不可能与维亚特卡的“上流”社会打成一片。

过了几个月，他已对我不满，又过了几个月，他便开始恨我，我不仅不再赴宴，而且绝不再登他的大门。皇太子28经过那儿，才使我摆脱了他的迫害，这事我们以后再谈。

同时必须指出，起先我既没有做过一件事想赢得他的好感，成为他的座上客，后来我也没有做过一件事值得他痛恨和仇视。他不能容忍我，只是因为我虽然绝不傲慢，却要保持独立的人格。我对他始终不亢不卑，他却要我奴颜婢膝。

他把权力看作命根子，这是他吃尽辛苦换来的；他不仅要求服从，而且要求保持绝对驯服的外表。不幸他这特点是颇具民族特色的。

地主对奴仆说：“住口！我容不得你顶嘴！”

局长气得脸色发白，向反驳他的官员指出：“您太放肆了，忘记您是在跟谁讲话了吗？”

皇帝为几句“逆耳之言”把人们流放西伯利亚，为几句诗把人们关进监狱。这三种人都宁可宽恕盗窃和贪污，杀人和抢劫，却不允许为保持人的尊严而高傲不屈，为直抒己见而悖逆不驯。

秋法耶夫是沙皇的真正忠臣，他受到了重视，但还不够。在他身上，拜占庭的奴隶精神与官僚机构的等级观念获得了非常和谐的统一。在上司面前卑躬屈膝，唯命是从，与对下属的苛刻压制，是并行不悖的。他可能成为文职的克莱恩米赫尔，他的“忠贞之心”同样可以战胜一切29；他也会用人的尸体作泥灰涂墙壁，靠人的肺吹干宫殿；对于工兵部队中不肯告密的年轻人，他也会鞭打得更厉害。

秋法耶夫对一切贵族隐藏着强烈的憎恨，这是从痛苦的经历得来的。对于秋法耶夫，阿拉克切耶夫的苦役式办公厅是第一个避风港，第一次的解放。从前，上司从不请他在椅上坐下，净派他干些无关紧要的差事。他在军需部门任职时，军官们照部队的方式欺侮他，一个上校甚至在维尔诺的大街上用鞭子抽他……这一切都在这位抄写员心头播下了仇恨的种子。现在他当了省长，该轮到他来欺压别人，不给椅子坐，直呼姓名，毫无必要地大声呵斥了。有一次，他甚至把几个世袭贵族送交法庭审问。

秋法耶夫从彼尔姆给调到了特维尔。当地的士绅虽然谦让恭敬，善于奉承，还是忍受不了。他们要求内务大臣布卢多夫调走他，布卢多夫派他当了维亚特卡省长。

于是他又获得了适宜的土壤。官员们和包税商们，企业主和官员们——在这些人中间他如鱼得水，逍遥自在，他们见了他无不战战兢兢，肃然起立；大家请他喝酒，请他赴宴，看他的眼色行事；在婚礼和命名日的酒筵上，照例首先举杯祝贺：“为省长大人阁下的健康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