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四章（第5/9页）

苏沃洛夫12的雄鸡叫，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的狗肉馅饼，伊斯梅洛夫那种野蛮的反常举动，马莫诺夫13的半自愿精神错乱，“美国人”托尔斯泰14无法无天的罪恶行径，都包含着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同一血缘的基调，只是在我们这一代，它已因教育的影响而减弱或转向其他方面了。

我见过托尔斯泰，这是在他的女儿萨拉，一个颇有诗才的、不平凡的少女刚死的时候。老头儿的外表，那飘着一绺绺白发的前额，那发亮的眼睛，那肌肉发达的身体，都让人一眼就看到，大自然赋予了他多大的能量和精力。然而在他身上，得到发展的只是疯狂的情欲，不良的癖好；这也并不奇怪：我们这里一切罪恶都可以长期通行无阻，自由发展，唯独人的感情刚一露头便会遭到摧残，人们也因此被关进警备队或者流放西伯利亚……他横行霸道，赌博，打架，残害人们，破坏家庭，接连胡闹了二十年，最后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然后像格里鲍耶陀夫说的那样，“变成阿留申人回来”15，就是说，经过堪察加半岛逃亡美国，又从那儿提出申请，要求回国。亚历山大宽恕了他，可他从回国的第二天起便故态复萌，照旧过从前的生活。他娶了莫斯科一个以嗓音闻名的吉卜赛女郎，把自己的公馆变成了赌场，整日花天酒地，整夜打牌，在小萨拉的摇床旁边演出一幕幕荒淫无耻的野蛮活剧。据说，有一次他为了证明自己打枪百发百中，命令妻子站在桌上，开枪打穿了她的鞋后跟。

最后一个恶作剧，差点把他重新送往西伯利亚。有一个小生意人从前得罪过他，他把他抓到家中，缚住手脚，拔掉了一颗牙齿。这样的事便发生在十年或十二年前，谁能相信呢？小生意人写状子告他。托尔斯泰买通了警察，买通了法院，小生意人以诬告罪名被关进了监狱。这时一个著名的俄国文学家尼·菲·帕夫洛夫16在监狱委员会任职。小生意人把案情讲给他听，没有经验的官员提起了公诉。托尔斯泰真的害怕了，显然他很可能因而判罪，但俄国的上帝是伟大的！奥尔洛夫伯爵17给谢尔巴托夫公爵18发了一份秘密公函，希望后者推翻该案，以免低等阶层对高等阶层取得如此直接的胜利。奥尔洛夫伯爵提议免去尼·菲·帕夫洛夫的职务……这几乎比拔掉牙齿更骇人听闻。我当时在莫斯科，熟识这个不够谨慎的官员。现在我们还是回头谈维亚特卡吧。

省政府的办公厅比监狱还糟得多。它叫人不能忍受，这倒不是由于日常事务太繁重，而是这个腐朽的环境散发的气息，使人觉得好像待在狗洞里，愚蠢而可怕地浪费光阴。阿列尼岑并不欺侮我，反而出乎我的意料，对我十分客气。他是喀山中学的学生，因此在我这个莫斯科大学学士面前不免谦让几分。

办公厅中有二十名文书，大部分没受过一点教育，也没任何道德观念。他们是文书或秘书的儿子，从摇篮起已养成习惯，把办公当作捞钱的捷径，而农民则是带来收益的沃土。他们出售一份证书，收二三十个戈比，为了一杯啤酒弄虚作假，丧尽天良，干尽坏事。我的听差不再上“弹子房”，他说这些官老爷比谁都会舞弊，可又不能教训他们，因为他们是官。

这些家伙只因有了官衔，才没遭到我的仆人痛揍，可我却不得不天天跟他们坐在一起，从早上九点坐到两点，从五点坐到晚上八点。

除了阿列尼岑这位办公厅总负责人，我还有我所属科的科长，这人也不算坏，只是嗜酒如命，不通文墨。我的科里还有四个文书，跟他们不能不讲讲话，寒暄几句，跟别的科里的人也一样。不用说，我稍一不慎，这些人或迟或早就会为我的“傲慢”设下圈套陷害我，即使不这样，我也无法一天几个小时面对着同样几个人一言不发，默不作声。而且不应忘记，外省人总想结交外地来客，尤其是京城来的，何况这人背后还隐藏着一段有趣的经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