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在大师身边（交代材料之三）（第4/6页）

“你还在作‘边塞诗’的功课？”

赵广陵回答道：“岑参两度从军，往来边陲，饱尝塞外烽烟，遂有‘迥拔孤秀’‘语奇体峻’之诗风；学生投笔报国，抵御外侮，痛饮倭寇之血，现在有资格追随先生再做‘边塞诗’之学习和研究了。”

让赵广陵有些意外的是，闻一多先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热情，他点燃烟斗，深吸一口才说：“我怕是不能做你的先生了。”

“先生？”

“我已经接到死神的请帖了。”闻一多起身到自己的书桌前，翻出一沓恐吓信函，递给赵广陵。两颗子弹还不小心“叮当”一声掉落出来，就像黑暗中的冷笑。

“先生，他们竟然敢……”赵广陵几乎大叫起来。

“他们会的。” 闻一多先生轻蔑地吐出一口烟，“这样专制独裁的政权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既然敢围攻大学，戕害学生，他们当然也会枪杀一个教授。这帮龟孙子，不让人说话，妄图控制人民的言论自由，愚蠢至极。有种的话，就把我抓起来好了，公审我好了。我会把审判台当成宣扬民主和平的讲台。”

闻一多和李公朴那时是中国民主同盟昆明分部的负责人，更是在黑暗中为人们带来民主之光的两盏灯，这灯在腥风血雨中飘摇，在深渊一般的黑暗中传递着温暖和希望。尽管很微弱，却总算有人擎着这不屈的民主之灯，召唤着世世代代被奴役的人们。赵广陵那时还不知道昆明大街上的血腥恐怖，一点也不亚于前线。他的学弟学妹们，为了不让赵广陵这样的抗日军人重陷内战的漩涡，从抗战胜利之日起，就不遗余力地呼唤和平与民主。但政府认为这些学生都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蓄意破坏抗战建国、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大一统局面。军情部门有充足的理由证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几千师生，以及部分受蒙蔽的昆明市民，聚众于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民主草坪上，举行反内战、呼吁民主与和平的聚会，实则是图谋颠覆政府的不轨行为。在聚会上发表演讲的知名教授、大学生、社会各界人士、普通市民和工人，都有可能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匪徒”。因此他们派军警包围了这个“非法的”演讲大会，切断了电线，用飞过人们头顶的机枪、步枪子弹去恫吓高唱“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的赤色歌曲的人们。这些“匪徒”的老师——正在演讲的联大教授费孝通先生在枪声中大喊：“我们呼吁和平，在枪炮声中我们更需要呼吁和平！”而政府的中央社在第二天却发通稿，言之凿凿地说：“西郊匪警，昨夜枪声。”中央社语焉不详地描述身份不明的匪徒们如何啸聚西南联大这所高等学府，玷污学府重地，破坏国家稳定。军队不得已才出动，武力驱散不明真相的市民和学生，缉拿匪首。而众匪徒竟然还手挽手高唱《我们反对这个》《团结就是力量》等赤色歌曲，与维持秩序的军队对峙，导致煽动闹事之“匪首”潜逃。尽管如此，中央社称这是一次完美的行动，军队始终保持了克制，没有捕人，没有流血冲突。在停电之后，月黑风高，鸦雀归巢，军队最后护送受蛊惑之民众平安回家，西郊匪患终得平息。云云。

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中国最高学府组建的西南联大竟然是“土匪窝子”，莘莘学子都成了“匪徒”，教授和学生们斯文扫地，他们不得不走上街头向市民们证明他们是爱国的青年和教授，是忧国忧民的读书人。当地政府颁发了关于游行集会的管理条例，明文规定凡学生或市民要上街游行聚会，需向地方治安当局申请。而政府同时又告示天下，你如果是良民，你就不会游行聚会；你如果参加游行聚会，你就是匪徒。对前来申请游行的非法分子不是批准与否的问题，而应一律逮捕。没多久中央通讯社又宣布说，一些“匪徒”未经申请便擅自上街，扰乱治安、妨碍交通，以致引起社会公愤。昆明爱国爱党之市民，应自发组织起来，驱散上街之不良学生，训导其回校好好念书，莫辜负大好光阴，不谈国事，不许罢课。有不听劝告者，行侠仗义之市民均应痛殴之，如同家长用棍棒皮鞭教训不好好念书之孩子耳。政府用心之良苦，市民期待之迫切，可见一斑。被打之学生，竟无端指责军警便衣血腥弹压，实在是造谣也！当此时日，昆明军警，大部分在西郊森林公园休假，并与联大部分学生联欢，警民一家，其乐融融，且有照片为证，城内仅有区区交通警耳。未几，中央社又义正词严地申明，本社秉承新闻之公正自由，所发报道均为事实。坊间传闻本社为“造谣社”，实为对本社同仁多年来职业操守之亵渎，是共产党妖言惑众，扰乱视听，破坏三民主义和平建国之伎俩。西南联大之教授学生，均为饱读诗书之士，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国之大器者也。政府望其深明大义、辨明是非，庶几乎不致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