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游戏规则（第6/14页）

在一阵阵狂呼乱叫中，英法两国军队执行了破坏圆明园的命令。英国高级专员额尔金勋爵不情愿地单方面下达了命令。法国军队倒是乐意参与其中（虽然法军指挥官卡森·德·蒙托邦试图撇清自己与那场混乱的干系）。据说，破坏圆明园的极端行为发生在中国禁卫军扣押、拷打并虐杀12名欧洲使节（包括《泰晤士报》记者托马斯·鲍尔比）之后，目的是向中国传达英、法联军的同仇敌忾。欧洲人认为，中国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战争法典。

额尔金成了西方复仇的代表，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他不是英国辉格党首相巴麦尊勋爵的支持者，私下里还用“愚蠢”一词形容那位勋爵的对华政策。在受命使印度产的鸦片在中国合法销售时，额尔金痛斥英国的“商业恶棍作风”。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我被迫采取近乎野蛮的行动，但在这方面，我完全是中国的朋友。”1859年，额尔金奉命进攻并占领北京。他再次在私下表示了异议：“一般想法认为，如果我们对大棒的随意使用足够到位，便可在中国随心所欲。我反对那种观点。”然而，令额尔金伤感的是，他与掠夺中国皇家园林的行为不可磨灭地联系在一起。如同诗人柯勒律治的诗句描述，至今，那个不祥阴影仍在中国麻烦不断的欢乐苍穹上不停徘徊。那么，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虽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事后检讨，对英法联军哪支部队引发对圆明园施暴，其战利品如何分配，以及珍宝最终落脚何处等问题，至今仍是语焉不详。芝加哥大学的何伟亚对有关圆明园暴行的报道进行了研究。那些报道可谓针锋相对。何亚伟把各执一词的分歧归因于国家竞争、名誉问题和对掠夺行为日益高涨的批评。2005年，他分析总结道：“无论英国还是法国，在对方看来似乎都不愿承担破坏圆明园的责任。如果需要一个替罪羊，他们自然就想到了中国人。”额尔金勋爵本人也同样为自己辩护。他坚持认为，破坏圆明园是意在向优柔寡断的中国皇帝及其诡计多端的谋士传递一个必要信息，而不是针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他称自己的目的“不是掠夺，而是为报复留下郑重其事的痕迹。（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使我们深感震惊和愤怒”。

事与愿违，额尔金下达的命令，却使中国皇帝与自己的人民团结起来。他们对“外国鬼子”毫无意义、羞辱性地破坏国宝的行为同仇敌忾。圆明园多达200多座建筑被付之一炬，所有能拿走的东西均被拿走（法国人抱怨英国人具有不公平优势，他们拥有骑兵马匹，可以拖运更沉重的战利品）。至于圆明园遭受破坏的总量问题，有着大量的权威证词。加内特·沃尔斯利上校是参加过克里米亚和印度作战的荣誉老兵，他回忆道：“当我们第一次进入花园时，它使人想起童话故事中描绘的某个奇妙之地。”然而，到了10月19日，“我们从那里行军开拔，留下了一个遭受破坏的空荡遗址”。（后来，沃尔斯利成为有关小型战争的御用专家，被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称为名垂千古的“现代少将”。）另一位可靠的证人是查尔斯·戈登上尉，他曾在英国皇家工兵部队服役。之后不久，由于在协助清政府平息太平天国起义中英勇善战，他以“中国戈登”之名广为人知。“你很难想象，我们付之一炬的建筑是多么美丽辉煌。”他对一位朋友写道，“烧掉它们真让人心痛……对一支军队而言，那是丧失士气的卑劣行为。每个人都因抢劫而疯狂。”（3年后，戈登在指挥中国“常胜军”洋枪队时提出辞呈，以抗议虐待战俘。1885年，戈登死于苏丹伊斯兰圣战者之手，死后被人称为“喀土穆戈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