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新经济政策的阻力和终结（第4/12页）

行政命令措施下的经济改革

一般说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从上头的决定、命令开始的，对此无可厚非。但是一项以运用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应当逐步向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过渡，也就是说要学会运用市场机制，学会利用价值规律。但是，当时苏联的绝大多数官员和干部文化水平很低，甚至不知价值规律为何物。经济学家布哈林主张利用价值规律，但也只看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需要价值规律，而这以后价值规律就不再起作用，而代之以“劳动消耗规律”。

20世纪20年代的多次危机大多是由行政命令的措施引起的，结果也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而越是这样，党的领导就越是把行政命令看作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手段。因为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就要培育市场，需要时日，而行政手段则能够“立竿见影”，只要有权，就可以发号施令，可以无视经济规律，认为通过政权的力量可以办到一切。1922年12月加米涅夫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新经济政策可以简单地通过你们或者苏维埃政权的任何高级机关的命令予以废止，而不会引发任何政治震动。”^{[130]1926年上任的商业人民委员米高扬宣称：“应当说，农民自发势力、农民谷物市场完全为我们所控制，我们随时可以降低或提高粮食价格。”“因为我们掌握了全部发挥作用的杠杆……因为没有人替庄稼汉说话，没有人妨碍我们！”[131]}

1923年夏秋的销售危机就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发布的第394号命令引发的，它要求国营托拉斯和辛迪加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由于竭力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压低农产品的价格，造成工农业产品之间严重的“剪刀差”，酿成所谓销售危机。而实际上当时工业品不是太多了，而是农民没有钱来购买，形成积压。销售危机通过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的办法得到解决，这个办法虽然较为符合市场的需要，但运用的不是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力量，而是行政命令措施。

1924年10月28日司法人民委员部发布通告，地方领导人可以根据政治因素或者经济需要加强镇压，以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经济困难。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Р.И.艾赫1925年初就是这样做的。他指示格伯乌西伯利亚特派员采取措施逮捕最主要的私人粮食采购商和磨坊主。结果逮捕了5名大采购商，理由是他们高于限价收购粮食。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有规定，在俄联邦的某些区，格伯乌机关有权把从事粮食投机的人关进劳改营。^[132]

1925年农村有一个短暂的开放时期。但1925年下半年由于出现新的危机迹象，党的高层的情绪又发生变化，地方上重新开始向私人采购商发起进攻。交通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特派员帕弗卢诺夫斯基命令遵照条例行事，据此条例不保存和接受未列入名单的收购商（首先是私商）运往西伯利亚以外的面粉。1925年10月29日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决定采取措施使市场正常化，限制把车皮拨给私商。这种做法显然是同新经济政策相矛盾的。

1928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并不是农村没有粮食，而是粮价不合理造成的，本来应当运用市场调节的力量，调整谷物同其他畜牧产品的价格，使种植谷物的农民有利可得，但是斯大林采取的办法是实施非常措施，动用刑法来对付拒不出售粮食的农民。

税收政策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20年代不断减免贫农户的农业税，增加富裕农民的税负。1923～1924年占农户9.5%的富裕农民和“富农”缴纳了29.2%的税额，以后他们的税负比重继续增加。富裕阶层想通过分散的办法减轻税负，结果20年代农户分散化的速度比革命前快一倍，这种现象不利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