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新经济政策的阻力和终结（第3/12页）

在20世纪20年代流行以“激进”为荣，以“左”为荣，唱高调，追求高指标。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建议的经济增长速度，给他戴上“超工业化主义”的帽子，但是他后来规定的五年计划数字大大超过托洛茨基的速度。^{[124]以“贫穷”为荣，以穷人为依靠对象，挑动农民斗农民，动辄发动穷人斗富人，给予奖励。如举报窝藏粮食者，从所没收粮食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给予奖励。显然，列宁以后的领导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长时间的经济发展战略。党的领导没有一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多少严格的概念。1923年10月15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批评政治局的政策时指出：“我们没有一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原则性决议。”[125]党的领导也不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经济发展的策略路线，而只是同反对派的政治斗争中的一张牌，在整个20年代悄悄地破坏和扼杀新经济政策的根基。在摧毁最后一个反对派（布哈林—李可夫反对派）之后，斯大林终于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

平等观念与先富起来群体之间的矛盾

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社会出现分化，在城市和农村一方面出现大量失业人群，另一方面出现一个富裕阶层，这个富裕阶层被官方定性为“新资产阶级”，采取了限制、压制和不断打击的政策。这个政策得到怀有平均主义心态的群众的拥护，他们拥护“劫富济贫”的做法，在农村定期重分土地，剥夺“富农”或者富裕农民的财产。在城市，工人和市民对因新经济政策获利发家的耐普曼也心怀不满，认为这些人是剥削发家的。正因为如此，官方“转入进攻”、“打击富农”的方针能够得到城乡劳动者的拥护和欢迎。然而，这种平均主义的做法并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斯大林派都担心农村的分化，都打“反富农”的牌。但是谁是富农，在整个20年代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曾经批评过乱划富农的现象，说被当作富农特征的有：“生产值钱的农作物，拥有大量的幼林，有新住宅，制作并向本村人出售收音机，拥有良种牲畜，土地经营得法，从前使用过雇工，自己拥有农具，不是今年，也不是去年，而是曾经一度做过生意，等等。”有的地区规定有2～3头奶牛或2头役畜者为富农，甚至连经常或临时出租住房者也算作富农。在许多场合被列入“富农”的是从事集约化生产、采用先进技术、种植高产作物、把农业劳动同辅助性手工业结合起来的农民。^{[126]1929年5月，人民委员会曾规定过富农的特征，其中包括拥有磨坊、油坊、碾米厂、梳羊毛机、弹毛机、烘干房或其他有机械动力的企业，等等。[127]而这些人充其量也不过是小小的乡镇企业主。剥夺富农前夕，为便于操作，根据斯大林的坚决要求编制了“确定”富农的标准：每人的年收入高于300卢布（但全家至少1500卢布）；做买卖；出租农具、机器、房舍；拥有磨坊、油坊，等等。[128]在这些特征中，只要具备一个，就可以定为富农。但在这些特征中缺乏社会标准，即关于剥削的界定。把这些人当作“富农”打击甚至消灭，谁还会去努力经营，发展农业生产呢？}

在这种情况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形成一种仇富的气氛，以穷为荣，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干部把穷人当作唯一的依靠对象，以至于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不得不批评“左派”糊涂虫的观点，说“糊涂虫把穷人理想化了，他们以为在任何条件下穷人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永久支柱”。^{[129]斯大林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公元1934年了！可见“把穷人理想化”，“依靠穷人”的观念是多么牢固地扎根在各级干部的脑海之中。然而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这些“左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