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第26/48页）

当年工人之间的派性也是这样。无非这一批觉得这个干部是“革命”的，应该“结合”，而那一批觉得那个干部才是“革命”的，才应该“结合”。这一批认为，曾被我们打倒的干部，岂容再被“结合”？那不是意味着我们打倒他或她完全错了么？而那一批认为，被你们拥护的干部怎么会是“革命”的？在我们眼里，你们是“铁杆保皇派”嘛！或者，“革委会”中怎么只有我们这派的一两位头儿，而有你们那派的三四个头儿？你们不等于多摘了“革命”的桃子么？……

横竖不过便是这么些事儿。只关系到干部或是头儿的切身利益，然而工人们在那里激烈冲突，乃非常时代的不正常的派系政治荣誉在心理上作祟。

我所看好的球队顶棒，比赛失利了我也沮丧。

我所参加的组织最“革命”，在“革委会”中没席位或席位少我不高兴。

如果都去进行心理咨询，结论都是一样的，可谓之“盲目追随型心理强迫症”。

正如当年黑龙江省的许多工人参与打倒了省长李范伍，上台的“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只在毛主席那儿有意义，在任何一批工人、学生那儿均毫无意义。

那一种不正常的政治心理，自然会发展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无条件地拥护我这一派之拥护，无条件地反对我这一派之反对。

不为别的，与利害无关，仅为证明自己拥护得对，反对得正确。

当年，我拥护的是“八八团”，以哈军工“红卫兵”为核心的全省最大“保皇派”组织，反对“统统打倒”，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

后来“八八团”被“中央文革小组”勒令解散。

我哭了一通。

再后来“八八团”干脆也奉行“统统打倒”，另擎大旗，变成了“炮轰派”。连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成立的“省革命委员会”也照轰。

于是我又拥护“炮轰派”。

当年全班同学都知道我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多么坚定的“炮轰派”。

军宣队教唱：“炮匪一小撮，本性不能变，日夜在磨刀，妄图反夺权……”

我愤而退出教室，以示抗议。

军宣队的一位班长找我谈话，希望我“反戈一击”，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否则将不得不解除我的班级“勤务员”职务。班长姓曲，非常可敬可亲可爱的一位解放军。然而我不为其循循善诱所动，第二天便写了“辞职声明”贴在教室。正是在那“声明”上，第一次用了“梁晓声”这个别名。

“炮轰派”而“匪”，自然“反动”。

于是终遭武装镇压。机关枪声响了小半夜。

“炮轰派”的垮台，又使我哭了一通。

但是当年，大学里的“八八团”和“炮轰派”，哪知一所普普通通的中学里有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三生为它的瓦解哭了两通？

正如今天的球员，哪里会想到一个所谓球迷为他的一脚落空而独自地大发神经？

所幸今天此病为球，不关政治。

“文革”中的许多女工，此前并不热衷于政治，此后也未再热衷于政治，而身上居然留下了一道道或深或浅的政治伤痕，而那政治又根本不是为她们的任何利益所风起云涌的。她们只不过因生逢那一时代，不可避免地传染上了它所引发的一种疾病。

这，是与此前此后的中国女工们最为不同之处。

“文革”中的某些女文化知识分子、女科研者与“文革”中的许多机关女干部，借助政治罪名相互倾轧、相互陷害、相互打击报复的现象时有发生。当然，她们也往往用同样的手段对付阻挡她们实现目的道路上的几乎一切男人。哪怕他们并非成心阻挡她们，哪怕他们仅仅被她们主观想象为绊脚石，而实际上他们退避三舍唯恐不及。如果被她们视为障碍的是女性，则她们“踢开绊脚石”的方式更加卑劣，往往使对方们猝不及防，毫无心理准备，具有袭击的性质。并且，往往对准人的政治要害，企图一击而大功告成，置人于死地。当年我听说过不少这类可怕的女人的行径。她们常使我联想到后来看过的一部美国影片的片名——《女人比男人更凶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