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第24/48页）

第四类，其“革命”的行为具有表演性。既然我的父母已被“革命委员会”“结合”或“倚重”了，那么我须比父母更加“革命”，以证明“革命”的父母才配有如己般“革命”的女儿。如己般“革命”的女儿，其父母当然必是“革命”的无疑，所谓“革命自有后来人”。她们的“革命”目标极不确定，今天冲击这里，明天砸烂那里，后天捣毁另一个地方。总之要不间断地显示其“革命”性，乐此不疲。

如果还有第五类，那就是天性恶的一类了。

这样一些“文革”中的女初、高中生，当年各大中小城市皆数量不同地存在着。大学生“红卫兵”中也有此几类女生。她们对于女性“革命”对象，尤其具有冷酷的“革命”心理。

高三的“红卫兵”，大学的“红卫兵”，其“革命”之目的后来已不同程度地与“权”字相结合。自己所在一派组织一旦掌权，自己将来或升学或工作，便受关照。今天的“浴血奋战”，乃是明日的“革命资本”。好比革命前辈出生入死，后来都享革命成果一样。所以，高三的、大学的“红卫兵”，在社会上冲杀了一阵之后，便事不宜迟地返回学校去夺权，为夺权而不惜进行武斗。哪一派夺权在手，便意味着哪一派“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便可利益分享。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所谓“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陇城”。“文革”利用学生，学生借助“文革”。“愚忠”二字，七分佯愚，三分真愚；三分忠于伟大领袖，七分忠于个人欲望。

“文革”对中国青年实行了另一种教育。它成功地使青年从那时开始懂得，人生的许多好处，可以通过投机政治而获得。达到目的之方式简单易学，快速便捷。这一种不良影响，在今日之中国仍阴魂不散、“大有作为”。

“文革”中的某些女工，当年“造反”精神不亚于男性。其“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可与大专院校的某些“老子天下第一”的女“红卫兵”头头们一比高下。

这乃因为，她们长期置身于各种矛盾之中。比如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压制与被压制的矛盾，权力专制与公平要求的矛盾等。她们在各种矛盾之中，又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不公平现象的存在。比如升级，比如提干，比如加薪，比如分房子……她们对于某些以权谋私的干部早已极其不满了，只不过没有人为她们撑腰进行挑战和对抗。毛泽东一旦亲自为她们撑腰，她们当然地“天不怕地不怕”起来。她们“革命”的对象，不但是那些对她们的切身利益长期稳操夺予大权的人，而且是栽培和器重她们的人，尤其是女人。

“将某某的大红人揪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当年的工厂里，此类标语比比皆是。

若那“大红人”还是女人，若那女人还被揭发与男上司发生过性的关系，则她的下场将十分可悲，而她的男上司不但会陷于四面楚歌之境，还几乎丝毫也不能引起同情，只能受到女工们的唾弃和鄙视。

当年，女工们最为憎恶之事，莫过于其他女人靠姿色巴结男上司，并以肉体相悦达到个人目的。

她们对于那样的女人，往往也会极尽凌辱。

她们的“造反有理”，单就具体的人和事而言，有时也有正当的一面。但置于“文革”的大背景来看，又无疑是对一场危害深重的政治劫难的推波助澜。但是她们当年都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觉悟。经历了“文革”的人，只能在“文革”后期才渐萌这样的反省。

“文革”前，政治在中国，像在其他一切国家一样，主要是男人们的事。

“文革”却怂恿女性在政治中大显身手。女性生逢其时，一旦受政治的重用，自然也会尝到甜头，自命不凡、趾高气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