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第22/48页）

“文革”当年对中国人做了这样的宣告——政治是可以满足它所依靠和青睐的人的许多欲望的。

于是在极短的日月里，千百万中国人都为政治而疯狂起来。

但是绝大多数的家庭妇女们，当年并没有怎么忘乎所以地汇入那一欲望奔腾的“突破口”。家庭妇女之所以是家庭妇女，乃在于无论任何时代，无论任何社会情况下，她们所密切关注的首先是家庭利益的得失和安危。法国大革命时期，许许多多家庭妇女们也冲出家门勇敢地奔上街头，与公社战士们并肩战斗。但那是因为，在王朝势力的剥削和压迫下，她们的家早已不是家，在街垒后流血牺牲的，是她们的丈夫和儿子。

政治的旋涡一旦将家庭妇女们也大批吸入，那政治便是具有魔力色彩的政治了。

“文革”虽是具有魔力色彩的政治，但每个经历过的人如果冷静回忆一下，则不得不承认，其实也并没能使家庭妇女们都忘乎所以、都不像家庭妇女了。起码，应该承认这样一点，她们往往只不过是临时被吸入一下，并非狂热地主动介入。并且，往往本能地退身而出，转而去照料自己的家。或以照料自己的家为退身的借口。照料家，是家庭妇女们永远神圣的借口。

但这并不等于说“文革”时期的家庭妇女们一如既往地相安无事，彼此亲和。也有中学生到社区去抄谁的家，或押个什么小小“走资派”到居民社区去游斗一遭的事。后一种情况下，家庭妇女们被迫捧场。但是如果中学生们以过分卑劣的方式凌辱被游斗者，甚而冷酷地殴打被游斗者，她们往往是不太看得下眼去的，她们会很反感。

“这算什么革命行为？俺可不瞅这个！”

“俺怕遭报应！俺走！”

于是她们中就会有人拔脚便走。

于是她们往往一哄而散。

家庭妇女没有参与的积极性，那是神仙也怪不得的，何况些个中学生？

我曾在“文革”时期亲眼见过一群家庭妇女将些个“红卫兵”围骂得无地自容狼狈逃窜的情形。倘“红卫兵”中有附近人家的儿子，那么这一户人家的父母就要遭到家庭妇女们不留情面的舆论谴责了。倘居然还有谁家的女儿，那么她在婶子大娘们眼里的形象从此算交待了。所以，连那些最热衷于抄家、游斗的“红卫兵”，也往往回避自己家所在的社区的“革命行动”。

幸而当年的中国家庭妇女们大抵没疯狂，并管束自己的中学生儿女莫做恶事，经常教诲自己的高中生儿女莫参与打砸抢，否则，中国不知会更乱到什么程度。

在此一点上，新中国的第一代母亲们，实在是功不可没。一想到她们中绝大多数人还是文盲，又不能不使人心生敬意。

当然，在居民社区中，也发生过由家庭妇女们自己召开批判会的事。批判对象，无非是街道小干部、街道小厂的头头儿。但是一般不会过激，历数他们或她们的官僚主义、营私舞弊、办事不公、仗势欺人而已，也就杀杀他们平日的威风，出一口窝心多年的恶气罢了。她们中免不了也有人假“革命”之名泄私愤，揭人隐私，啐人脸面的，但仅此而已。太过激了，也是大失家庭妇女们之人心的。

高中生、大学生“红卫兵”们一般不会深入普通居民社区进行滋扰，那太掉他们的价儿。

作为学生，中学生也罢，高中生也罢，大学生也罢，“文革”中不少人是怀有私心的。“老三届”尤其如此。

“文革”后，或升学，或分配工作，首先考虑的一条，是在“文革”中的表现。

这乃是“文革”初对学生们的公开承诺，此承诺当年曾发表于“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