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国家认同（第17/19页）

[27] ［美］约瑟夫·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页。

[28] 关于梁启超与福泽谕吉的关系，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章。

[29] 参见梁启超：《自由书·文野三界之别》，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340页。

[30] 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65页。

[31] 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载《政治学报》，第1期，1971年9月。

[32] 关于梁启超如何通过日本学者了解伯伦知理和卢梭，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4、6章。

[33] 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载《政治学报》，第1期，1971年9月。

[34] 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63页。

[35] 关于国民与部民的翻译以及区别，参见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载《政治学报》，第1期，1971年9月。

[36]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309页。

[37] 梁启超：《爱国论》，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273页。

[38] ［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第69、117页。

[39] 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79页。

[40] 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新民说·论自由》，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71—681页。

[41] 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新民说·论合群》，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62、694页。

[42] 梁启超：《新民说·论自治》，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83页。

[43] 关于梁启超思想中“群”所具有的自治的民间社会性质问题，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9章。

[44] 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661页。

[45] 关于这一点，张灏与汪晖的看法是不同的。在张灏看来，梁启超的“群”的思想主要涉及的是政治整合、政治参与和政治合法性，这样的共同体把国家的道德目标变为集体成就和增强活力的政治目标，是一个世俗的政治共同体（参见［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第69、211页）。但汪晖强调，由于梁启超始终把国家看成是一个共同体成员的自治成果，他的自治观及其道德含义又主要以区域性的社群为模式，因此，他所理解的国家并不是一套单纯的政治结构，而是一个建立在成员共同认可的道德一致性基础上的共同体（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9章）。

[46] 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714页。

[47] 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906—910页。

[48] 关于梁启超《新民说》时期的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过去比较主流的看法，以张灏、黄宗智为代表，他们延续史华慈对严复研究的思想传统，认为像梁启超、严复这些晚清启蒙思想家，虽然介绍了许多自由主义的观点，但从最终关怀和目的论上来说，还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以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为目标（参见［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Philip C.C.Huang,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ialis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但199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对梁启超的新近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是黄克武的观点，他通过对《新民说》的详细分析，指出梁启超是将个人与国家放在一个相互协调的关系中加以论述和处理的，最后的重心还是落实在尊重个人的自由上（参见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