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地球上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走向第二次美国革命（第15/19页）

“昭昭天命”从一开始就是个鼓动人心但同时又充满问题的概念。这个概念由《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的编辑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于1845年提出，他谈到美国从英国手中获得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时首次使用了这个概念。奥沙利文抱怨道，之前的殖民国家试图阻止“我们实现自己的昭昭天命，让我们无法扩张上帝拨给我们的土地，来保障以每年数百万的速度增加的人口的自由发展”。奥沙利文的意图表达得直截了当。美洲在沦为殖民地以前被视作任由欧洲人开发利用的“处女地”，奥沙利文重提这种主张，却对美洲土著部落的权利置之不理，而这些土著部落在白人西进的过程中被逼到了更西部的地区。昭昭天命根本就不是一个新概念：美国虽然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殖民过去，但这段时期其实并没有走远。因此，这个词语引发的联想还是在这个国家引起了共鸣。

美国人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去实现自己的使命，这种念头也并不新鲜，毕竟托马斯·潘恩以前就向革命一代提出过他们的事业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战前时期的美国有大量人口涌向新地区，对于这个时期的美国人来说，问题就出在不管从道义上讲还是从实际需求上讲，这种命运的真实性质都已经与开国元勋们期望的不大一样。由于美国白人在土著民族和他们自己的民族之间做出了实质性区别，部落权利在这时并未纳入权衡机制。而白人移民的权利，尤其是他们能够在西部建起何种社群，对整个民族产生什么影响，自然在考量之中。

从完全实际的角度讲，整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国会内部的权力均势问题，以及密苏里妥协案后保持参议院中自由州和蓄奴州代表人数平衡的问题。尽管奥沙利文曾经断言奴隶制和美国的扩张“毫无关系”，但越来越多的北方人认为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他们相信南方正在积极寻求扩大自己的“特别制度”以获取更多政治权力，并且在此过程中破坏非蓄奴州的完整性，抑制非蓄奴州的机会。这也不仅仅是一小部分激进废奴主义者的信口雌黄。至少从集团势力上来说，认为奴隶主集团有可能阴谋操控整个国家的想法也有一定的根据。但是像卡尔霍恩这样坦率地为奴隶制辩护的人其实是没有什么阴谋的。如果说奴隶制是美国南方白人不想提及的话题，这也是一个他们几乎无法守住的秘密。

事实上，从美国建国之初，南方就比北方掌握了更多的权力。1789—1824年，除了约翰·亚当斯担任总统期间之外，美国政坛都掌握在弗吉尼亚人手中，1824年来自北方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执政，但很快又在1828年由南方人杰克逊接过大权。美国参议院一直以来都是通过计算自由民的人数来确定各州参议员代表人数。但在1787年，美国南方与东北方在美国制宪会议中达成3/5妥协，将奴隶的实际人口乘以3/5，以作为税收分配与美国众议院成员分配的代表性用途，南方也因而在国家事务中占据了更重要的代表性地位。由于各州之间的参议员代表人数差异甚远，直到1850年加利福尼亚以自由州身份加入联邦之前，都只有一位北方参议员能够与南方参议员一道就南方的提案进行投票表决。简言之，反对南方的北方人有大量材料可用来制造南方主导论的舆论，但是这种对立的真实原因只能是奴隶制。

奴隶制是处于美国昭昭天命核心的道德问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事实上，大多数人都不这么认为。不过，随着美国扩张而形成的强权政治里，有许多政治上的废奴主义者，他们的道德指南针虽然没有指向遭受悲惨奴役的非裔美国人，但也还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建立在民主党口号中所说的“自由之土、自主劳务、自由之士”的基础上。与此同时，大多数人也仍然希望国家统一。如今，人们往往将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到1860—1861年南方各州脱离联邦期间发生的主要政治事件看作是一系列走向解体的多米诺事件。然而，从当时的角度来看，联邦解体虽然确实是公认的危险，但也不是区域间分歧的必然后果。1850年，正如当时这幅图中所示（见图27），美国人觉得自己的联盟相当安全，甚至会去嘲笑那些反对联盟的个体和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