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第9/12页）

在这家报纸的历史上，没有什么时候比1955年12月和1956年1月更阴沉了。以前《纽约时报》在被审查时，它要么无视这些问题，要么很容易证明它的立场，但现在它却不是无懈可击了。麦卡锡主义的运作在这个国家是无孔不入的，在《纽约时报》的4000名雇员的记者和编辑队伍里，它的商业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工人中，的确有一些人曾是美国共产党员。有些人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学生时入党的，一两年后就退出了；也有些人是在为其他报纸工作期间成为党员的，在加入《纽约时报》前很早就退出了；还有些人几年前是党员，但在这时全都声称自己不是党员。然而，可能有一个编辑在加入《纽约时报》前退党了，后来又重新入了党。一天下午，在传票送到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后，卡特利奇走进新闻编辑部，想和这位编辑说句话，发现他正在编辑一份来自莫斯科的报道。

对《纽约时报》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棘手的、麻烦的时期，一个怀疑和冲突、气愤和同情的时代。《纽约时报》有一些职员，政治上的保守分子和狂热的爱国者，现在对那些被认定一度是共产党员的人冷眼相待。结果，一些私人友谊，甚至同事间的礼貌突然地结束了。还有一些职员，尽管私下憎恶麦卡锡主义，尽管对同事被揭发感到很遗憾，但现在在编辑部里与那些被点名的人相处时却显得更谨慎和更疏远。《纽约时报》同样有许多人——甚至更多——并没有终止和那些被委员会审查的第三层八到十个雇员或整个大楼里的其他人的友谊。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一时期友谊可以得到增进，它靠一种不畏惧专门委员会一些调查者进行政治迫害的决心所巩固，因为这些调查者的真实目的受到了《纽约时报》高层管理者的怀疑，他们的做法已经显示出漫不经心的迹象。一天一个调查员带着给一个叫“威拉德·谢尔登”的人的传票进入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卡特利奇摇摇头，回答说《纽约时报》没有人叫这个名字（尽管卡特利奇心里清楚《芝加哥太阳报》有个威拉德·谢尔登）。于是这个调查者顿时感到迷惑，问道：“好吧，你是不是知道你们社里有什么人叫谢尔登？”卡特利奇说，有一个人叫罗伯特·谢尔登——使卡特利奇感到非常惊奇的是，他看到这个调查员在传票上划掉威拉德的名字，写上了罗伯特的名字。

这种调查在某些方面是一种伪装，对此几乎无可怀疑，然而《纽约时报》无法妨碍调查的过程。尽管《纽约时报》的高层管理者和编辑极力保持平静和客观，每一天都派没有争议的记者去全面而精确地采访专门委员会的听证会，但每当《纽约时报》的一个被揭了底的人进入新闻编辑部，坐到他的编辑桌或打字机旁时，还是能感觉到内部的影响——在他周围会有轻微的沙沙作响的不自然动作，如某个同事装出来的欢乐，或者谈话突然停止，或者有人表达同情，或者故意避免提到最近一期《纽约时报》刊登了刚进入新闻编辑部某个人的证词和照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整个队伍都被询问所触动，那些被挑出来的人感觉到了各方面的压力。两个老记者被点了名，被专门委员会找去了，现在已经几天没有承担城市组的采访任务了。一个记者自1947年以来就在华盛顿分社工作，在参议院里采访过许多报道，现在被赖斯顿打发掉了，送到了纽约，此后的两年坐在了加工改写编辑组的最后一排，实际上是做一个职员的工作——收集每天的新闻摘要和索引。最终他的悔过得到了补偿，他重新得到了他作为署名作者的地位，但再也没有回华盛顿。几年后他在纽约也被剥夺了他所胜任的首席记者的工作。因为他向中央情报局暴露了在1937年至1939年间在长岛报纸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名字，这决不会被新闻编辑部的另一个前共产党员宽恕。